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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盗故宫的人：江洋大盗孙国范

孙国范，是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二案罪犯。

武庆辉盗窃案震惊全国。戒备森严、墙高院深且有护城河相护的故宫，却让一个“新手”得手，不仅让保卫部门羞愧难当，公安机关也面临巨大压力。为加强护卫，弥补人防、物防的不足，公安部门于1960年1月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并立刻安装在故宫。

然而，照样有人铤而走险。

1962年4月16日夜，同样是在珍宝馆的养性殿，同样是在武庆辉盗窃的同一展室，又来了一个名叫孙国范的大盗。

孙国范一开始藏在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边阴暗的夹道里，待到天黑无人后，便蹬着珍宝馆墙下的脚手架，翻进院子，钻进养性殿，打碎展柜的玻璃，拿出了金碟、金碗；又撬开一个展柜，将两颗大金印装进了背包。

自以为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孙国范，没料到早已落入天罗地网。他一进入养性殿，警报器便报警。接到信息的故宫保卫处值班室一面派人跟踪搜索，一面向派出所、公安局及警卫部队报了警。很快，故宫就已被封锁，200多名民警和武警正张网以待。

孙国范从原路返回时，因背包太重，只能拼尽吃奶的力气往墙上爬去。可刚骑上了墙头，准备寻找合适的地方下去时，猛然察觉墙外边有很多人影晃来晃去，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强光手电。他不敢下去，将身子贴在光滑的琉璃瓦墙头往前爬。

为减轻负重，也出于保命，孙国范把背包里两个最沉的大金疙瘩扔下了高墙，再跳到厕所房顶。但他还是觉得背包太沉，想把背包扔掉，可又贪心不死——怎么也得给自己留点吧。于是，他只是再掏出两件东西丢在房顶。

当孙国范爬到珍宝馆南的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上时，引发的声响惊动了搜捕者。一束强光射过的同时，伴着一声怒喝：“不许动!动就开枪了!”很快，无数束强光手电把爬在墙头上的孙国范照得清清楚楚。

有人攀着梯子上去，把孙国范揪了下来。

面对审讯，孙国范百般抵赖，负隅顽抗。一会说自己叫张振昌，是山东济南人，会修自行车，不想在工厂当临时工了，就从山东跑出来了；一会说自己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人，叫徐学达。

但是，山东桓台县公安局的回复电话否定了孙国范的说法。而且通过指纹比对，预审员发现孙国范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两起大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一致。即：1957年7月甘肃兰州价值上万元的56只手表被盗案和1959年9月河南郑州6770元现金被盗案。

面对指纹鉴定，孙国范仍在耍花招：“我不叫徐学达，叫徐学蓉，老家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的，可是生父徐文易是西安的，我是生父徐文易和济南一个女人的私生子。我生下后，生父就跑了，生母临死的时候，把我送给济南一个叫张静斋的人……”

“别编了!你根本不是徐文易的儿子，也不是张静斋的养子，这可是第16次审讯了，瞎话你还打算编到什么时候？你真的打算带着这个假名字去挨枪子儿？！”侦查员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的话。

孙国范终于低下了头：“我算是服了你们，以前我走南闯北地偷东西，给抓着7回了，从没说过一句实话，最后都给放了，这回，我看是过不去了，干脆亮底吧……”

孙国范，外号“孙黑子”，河南省舞阳县孙庄村人。1949年，带着枪从国民党军队开小差，抢劫了一家典当行，开枪打死老板，被当地公安局逮捕。由于看管不严，孙国范逃跑后，改名换姓，流窜于漯河、开封、武汉、济南、徐州等地，以盗窃为生。即是说，孙国范系流窜惯犯，早就是“江洋大盗”，其能如此奸猾，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清点，孙国范共盗得1只金酒杯、4个金碗、2个金手炉盖、2枚金印（一枚为“皇后之宝”巨印，重37斤；另一枚为“广运之宝”大印，重7斤5两），总重竟达48斤！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