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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派代办去伦敦的事情，英国本来表现得很迫切，可是当双方原则上谈妥之后，英国人又磨蹭起来。

6月9日下午，宦乡跟杜威廉会见。杜威廉提出，由于中国派驻伦敦的这个官员身份特殊，无先例可循，英国外交部正和其他部门研究解决外交豁免权问题，因此建议双方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向外公布。

宦乡说：“上回艾登外相和周恩来外长不是商量好了吗？是一个‘中国的杜威廉’驻在伦敦，他的外交身份、地位和应享有的权利，同你完全一样。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公布与你们对外交特权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上，英国人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个借口，真实的情况是，当时英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分歧较大，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存有误解和疑虑，这些自然影响到英国政府最后的决断。

为了摸中方的底牌，英国派出各个层次的人员到日内瓦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正好给了中方打消英国人疑虑的机会。其中，周恩来同英国前工党贸易大臣威尔逊的会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谈了四点意见：一、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改善中英关系；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英国应当承认。不过，中国也体谅英国的困难，不要英国负完全责任；三、封锁、禁运应当解除，不过这不能完全怪英国，也不会以此作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前提条件；四、马来亚是马来亚人自己的事，中国不会干涉。

威尔逊把周恩来的表态带回英国，打消了不少英国人的顾虑，为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16日，宦乡和杜威廉会面。杜威廉说，当天早上艾登外相已经通知周恩来外长，英方同意中方派代办常驻伦敦。杜威廉建议双方发表一个公报，宣布这件事情。英方想在第二天下午3点半，在议员向丘吉尔首相就中英关系问题提出质询时，由丘吉尔宣布公报。

宦乡表示，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当天晚上，双方商定，中英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下午3点同时发表公报。

公报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7月6日，周恩来在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后回到北京。

7月8日，杜威廉向周恩来递交了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首任驻华代办的委任书。随后，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国代办。

经过认真准备，宦乡于10月27日抵达伦敦，并于11月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递交了委任书。中英两国关系进入“半建交”阶段。

以后双方关系历经波折，直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才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