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芳春一听这话，半是恼怒半是羞愧，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汪精卫见她不说话，心下明白了几分，便急忙放下手中的纸，道了声告辞，转身出了门。
等郑芳春回过神来，房里已没有一点儿动静，汪精卫已不见了身影。桌上有一张摊开写过的宣纸，郑芳春几步走过去，是汪精卫为她写的字，题头写的是“赠郑女士芳春同志”，题写的是一首古五绝：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郑芳春急速走到窗口拉开窗帘，一阵冷风灌进来，只见楼下长街灯火阑珊，一声铃响，几个拉黄包车的在夜色中跑向前去。
1910年的春节刚过，京城的人们还沉浸在年关的气氛中，汪精卫的暗杀计划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香港制造炸药的喻培伦传来消息：正月十五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派人去前门车站接站。
汪精卫看了密信，当即和黄复生赶到前门车站，侦察了解车站进出站军警的戒备检察情况。可是出口处的那些军警检查森严，行人的箱子行李逐个打开，全部抄查一遍。一个男子的皮箱被检查出了什么，只见那个头目一挥手，几个军警便饿虎般扑上去，把那人扑倒在地，捆绑起来。那个中年男子从汪精卫和黄复生的面前走过时，嘴里还在哭喊：“冤枉啊军爷！冤枉啊军爷！行行好，放了我吧……”
汪精卫向黄复生使了一个眼色，两人迅速撤离了火车站。
“50磅的炸药，这样检查，无论如何也出不了站！”
两人回到守真照相馆，颇觉为难。
黄复生一拍桌子，道：“有了，有一个人一定有办法帮忙带出来！”
汪精卫疑惑地问：“谁？”
黄复生一字一顿地说：“郑——芳——春。”
“她行吗？”汪精卫有些不相信。
“不错，她肯定行！”黄复生说，接着他笑了，“这件事，恐怕要你亲自去请她。”
“我？亲自去？黄兄你此言何意？”
黄复生见汪精卫一脸窘迫，也就不说破，便正了色说：“你是负责人，你不出面，她能答应吗？”
汪精卫想想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赶到天津，找到了郑芳春，说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眼见到汪精卫，郑芳春的眼中生出一丝幽怨。一个女人，能够做到那一步，是多么的艰难，克服了多少羞怯自卑猜疑，可是他连一句哪怕是违心的安慰话也没有，竟中途走了。自京城回到天津，郑芳春一直在为上次冒失的行为感到悔恨，担心汪精卫瞧不起自己，因此心情烦闷，惹得家人和朋友都不认识似的看着她。今日一见，汪精卫丝毫没有瞧不起自己的神态，和往常一样，眼里充满了诚恳和信任，郑芳春不禁为自己的猜忌感到脸红。见汪精卫有些焦虑地说完，郑芳春说：“就是这件事吗，交给我好了！”
汪精卫见她回答得如此轻松随意，就认真地说：“那可是炸药，一不小心就要爆炸的！”
郑芳春已是一副往日嬉戏的神态，说：“不爆炸，那还算炸药吗？”
到了炸药接站的那一天，汪精卫和黄复生早早地就赶到了火车站，可是左看右看，就是不见郑芳春的影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汪精卫和黄复生站在火车站门外，不时掏出怀表看一看，伸长了脖子四处探望，仍不见郑芳春的影子。一声铃响，站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听见远处一声长笛，接着火车像一条长龙从远处游来，吐了几口长气，无力地停止了。这时车门一开，人们纷纷下了火车。可是人群中仍不见郑芳春的影子。黄复生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如果没有人去接，那些炸药会被发现的，怎么办？”
汪精卫心里也很焦急，不过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平静地说：“等等看吧。”
两人刚说完，站门口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白人，他一手挽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一手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看清了那个被白人挽着的打扮时髦的女士面孔，汪精卫和黄复生有些意外地对看了一眼：走出来的正是郑芳春。只见那个白人男子挽着郑芳春的胳膊，一手提着沉重的大皮箱，大大方方地走出站门，一边还笑着对两旁的军警打招呼：“哈罗！哈罗！”
两旁的军警便不住地弯腰点头回应：“您哈罗！您哈罗！”
按照约法，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一直在追求郑芳春，郑芳春请他帮忙，他自然是没有不允的道理。
一切就位。汪精卫为了尽快实施计划，四处打探，这天，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大为高兴的消息。原来，鼓楼西大街正在修路，载沣上朝改了路线，而这条路，正是方便设伏的一条路。得到消息的汪精卫，脸上露出了微笑：天不薄我！
选取摄政王为暗杀的目标，这一大胆的举动让大家兴奋异常。摄政王是清廷实际上的掌权者，杀他就如杀皇帝，因此暗杀的价值和影响可想而知。汪精卫拿着一张纸，订在墙上，上面画着草图，说：“这就是载沣的进宫路线。我已看好了，我们实施爆炸的点，就在这里，什刹海和后海的分界处，这所银定桥！”汪精卫在那一个大红点处，用掌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