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杭州一带阴雨绵绵，到了八九月份收割庄稼的季节，田地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价，到了十月，米价已从原来的每石400文猛涨到每石1500文了。为了阻止米价节节上涨，大宋朝廷连连下发官文，要求每石米的价格控制在500文左右，违者就地斩首示众。
杭州时任知府吕向高为了落实朝廷政策，限制杭州府下属各县市面上的米粮涨价，特派几名心腹到各县巡查。心腹们先后回来禀报说： “大人，惨不忍睹啊，街头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请您快想办法啊，快向朝廷求援吧……”
自从规定大米不准涨价后，杭州府的米商都不愿意把米拿出来卖，导致市面上无米可供，饥民纷纷外迁，杭州街头到处是饿殍。吕向高已向朝廷求援3次，可朝廷来信说陕甘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国库空虚，无力顾及江南一带的灾情，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吕向高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他派往鄞县（现在的宁波）的心腹也回来了。这个心腹一回来就跪倒在地，大呼道： “大人，鄞县出大事了。”
在吕向高的催促下，这名心腹从腰间掏出一张盖着鄞县印鉴的告示，说鄞县县令王安石违抗圣旨，不但置朝廷每石米500文之规定于不顾，而且还公开发布告示允许大米涨价，鄞县的大米每石已涨到3000文了。
作为县令，王安石不仅不抑制米价上涨，而且还推波助澜，致使米价涨了6倍，这是杀头之罪啊。吕向高看完告示后，惊讶不已。他心想，这王安石仗着祖上世代为官，肚子里有些墨水，在江南有些名望，竟敢无视朝廷圣命，得找他算账去。
第二天一大早，吕向高就带着师爷和一帮心腹，兴师动众地来到鄞县。王安石早已领着手下在城门口等候他了。
吕向高一见到王安石，就怒骂道： “王安石，你可知罪？大灾之年，违抗圣命，不积极抑制米价，我要亲自送你面君。”说罢便招手示意手下将王安石绑了。
这时，只见王安石的师爷来到他身边，在其耳边悄悄耳语，一旁的吕向高见状，朝那师爷大喊道： “你家大人已经快成朝廷的死囚了，有什么事不敢大声说出来让我听？”
那师爷吓得跪倒在地，王安石说道： “你就照实说吧。”
师爷点了点头，对吕向高说： “吕大人，是这么回事，自从我家大人发出布告允许大米涨价后，各地米商纷纷涌进鄞县，他们为了感谢我家老爷，不断给我家老爷送银两。前几天，一个外地米商没有给我家老爷送银两，老爷就派我跟那米商索要，这不，那米商拿着银两来了。”
师爷的一番话，更让吕向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想这王安石的胆子也太大了，大灾之年不仅不为朝廷着想，还擅自抬高米价，收贿索贿，发国难财，这样的人砍头100次都不够。
吕向高咆哮道： “将那米商带来。”不一会儿，一个肥胖的米商被推到吕向高面前跪下，他吓得哆嗦着身体道： “大人，草民有罪，但这不全是草民的错。鄞县发布公告说这里允许大米涨价，我作为商人当然想卖高价，就跑来了。至于给那位大人送礼，本不是我的意愿，是那位大人派人来索要，我才不得不……”
“滚！滚！”吕向高不等那米商把话说完，就把他骂走了。随即，吕向高问鄞县师爷：“你们一共收了米商多少贿赂，可有账目？”
师爷答道： “回老爷，全部有账。”
吕向高下令将王安石和他的师爷押回鄞县县衙，准备审理后上报朝廷处决。
城门离县衙有一段路程，当吕向高带领一队人马路过一个集市时，那里人头攒动，闹市不远处还传来唱戏的声音和阵阵掌声。大灾之年，杭州其他县城都饿殍满街，一遍凄凉，可鄞县不仅集市繁华，还有唱戏的。吕向高满腹疑惑地来到那唱戏处，戏台前看戏的老百姓见有官府人马到来，正要散去，吕向高大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我乃杭州知府吕向高，来本地视察灾情，大家不必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