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的邀请，参加编辑会议。此后，毛泽东经常在报馆约请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问题。同月，毛泽东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会。会议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还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版。会议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发起“湖南改造促成会”，接办《通俗报》。１９２０年９月至１０月，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１１篇，彭璜发表２篇。
１９１９年３月，列宁在莫斯科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改变了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把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当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援助。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就陆续派员来中国联系。起初，以苏俄政府外交工作人员和华俄通讯社的代表身份来华，由于中国北洋政府阻挠，他们的活动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１９２０年春，共产国际成立了远东局，负责联络中国、日本、朝鲜等国。１９２０年远东局获悉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注。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或伍庭康）来华联系。１９２０年３月，魏金斯基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热情接待魏金斯基（公开身份是记者）一行，邀请进步人士和他们多次座谈。举行欢迎会、演讲会，深入交谈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最后请魏金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里再次会谈了建党问题。魏金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他来到中国的见闻，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４月，李大钊介绍苏联客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建党问题。
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时在日本）等人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建支部。
蔡和森于１９２０年１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收集近百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将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蔡和森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１９２０年下半年起，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探讨关于建党的理论原则，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和蔡和森分别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以开学年会、写信等方式，继续探讨建党问题。１９２０年７月６日至１０日，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等１３人，在蒙塔尔纪召开会议，讨论新民学会方针问题。经过５天讨论，决定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讨论改造的方法时，出现了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意见。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苏俄。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倾向于无政府。争论双方都写了较详细的信给国内的毛泽东，请他发表意见。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自１１月中旬，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赴醴陵考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找真同志。
毛泽东得到陈独秀的委托，以新民学会的骨干为核心，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湖南正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肖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等６人。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办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筹备自修大学，促进工人运动和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毛泽东注重从思想上建党。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在写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６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一、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二、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三、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四、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 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这封长信，由萧子升带回中国，１９２０年底，毛泽东才收到。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注重组织与活动的严密，不张扬，不暴露，不轻易地以小组名义散发宣言、传单、主办的刊物。小组内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变节者。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给萧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诸友写了一封长信。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又写信给蔡和森。两封信都明确表示赞同“俄式的方法”，反对“温和革命”，尖锐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安能握得教育权？”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见解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１９２１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学员在文化书社址举行年会。毛泽东介绍了巴黎会友的讨论概况。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学会的目的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在讨论如何达到目的途径时，毛泽东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说明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致有５种：①社会政策；②社会民主主义；③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④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⑤无政府主义。会议经过认真讨论，１８名会员最后表决：赞成采用布尔什维主义的为毛泽东、何叔衡等１２人，赞成民主主义的２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１人，未表态者３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并在一师附小创办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失学工人子弟入学。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深入到工人中，先后在纺织、铁路、造币、印刷、泥木、搬运等行业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的情况，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１９２１年“五一”节，长沙织造、铁业、泥土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通过宣传教育，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
１９２１年６月３日，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人到达上海。６月，马林从上海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商谈召开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研究中国同志与苏俄驻北京代表建立联系事宜。李大钊欣然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委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去上海，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写信给广州的陈独秀，并通知广州、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和日本的中共党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旅欧小组离国内较远，没通知他们回国。
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７月初，到达上海，住博文女校。
出席会议的有１２名代表，代表全国５３名党员。“一大”筹备工作，最初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量进行。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后，参与了筹备工作。
大会正式开会前，代表们先开预备会，交换意见，拟定了主要议事日程：①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②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③讨论和通过今后工作方针；④选举。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晚上８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国民党时期改称望志路１０６号，解放后改称兴业路７６号）李汉俊寓所的客堂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会议。临时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
通过５天的会议，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中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对社会所有。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谨慎谦虚的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１９２１年８月初，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８月中旬回到长沙。８月１１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自此，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奔腾汹涌的革命洪流之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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