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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拔弩张

中野被刺后的第二天，北海当地人就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日本间谍被“歹徒”刺杀的传闻。此消息传到北海以外的地方，却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消息之所以传出去慢，与北海驻军和当地政府的严密控制有关。他们除了在沿海港口一带加强防范以外，还把中野的家人以“优待保护”的形式集中起来，使其无法向外发布消息。然而，百密终有一疏。一天，中野居士被中野顺三生前好友秘密送上一艘开往海南的欧洲轮船。相关消息才经海南传到了驻香港的日本领事馆。

日本领事馆接到消息后，马上反馈回国内，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苦苦寻觅对华开战借口的好战分子摩拳擦掌，蓄势待发，认为这是一个攻占海南、南进太平洋的良机。1936年9月9日，日本第3舰队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派出两支驱逐舰队，到北海一带游弋挑衅。9月15日，日本海军省制订了专门针对“九三”事件的处理办法：立即派第1、2、8航空战队和特别陆战队的1个大队至北海海域，同时命令第2舰队、第1水雷战队、特别陆战队3个大队及舰载战斗机和攻击机各24架为补充兵力，随时待命。此外，该办法还提出，若出现异常情况，可“视情况实行对海南岛的保障占领”。

加紧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政府配合日本方面彻查此事。由于翁照垣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名义上属于蒋的死对头桂系管辖，南京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对翁施加压力。南京政府一方面开展外交斡旋与日本方面虚与委蛇，说此事发生在桂系地盘上，中央政府无法单独去查办，另一方面又致电粤系军阀余汉谋，希望他能配合中央，尽快促成此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经过紧张斡旋，南京政府、日本政府和桂系军阀之间最终达成处理方案：翁照垣部撤出北海，其防务由属于粤系的159师接手；广东外交特派员公署派员和日方代表一起到北海调查此案；调查期间，日方不得武装登陆。

9月16日，翁照垣部开始撤离，159师部队陆续抵达。待翁部全部撤出北海之后，中日双方组成的调查组开始对命案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日方极力想从中野家属和其他证人口中挖出北海事件背后的反日动机，以便为出兵占领北海和海南岛找到借口。但由于中方先期处理此案的官员和159师的相关人员对本案的重要证人——中野家属进行了有效的心理攻势，并对她们许以重诺，所以当日方人员前来盘问时，中野家属并未说出对北海当局和驻军不利的话，只说此案纯属歹徒行凶造成的。接着，中日调查代表又到商会、学校等处调查，都没有查到日本政府想要的证据。

停泊在北海外的日本军舰有点沉不住气了，公然违背“不得武装登陆”的承诺，几次派出载有武装陆战队员的橡皮艇，试图强行登陆。一次，日军的多艘橡皮艇竟然一字排开，向岸边疾驰而来，大有马上就要强行登陆的架势。好在驻防的159师早已在海边山头上做了对应布防，驻守海防的士兵枪口、炮口对准了海面。当日本橡皮艇往岸边疾驰时，159师士兵就将军号吹得震天响。最后，在严阵以待的159师面前，日舰没敢强行登陆。

9月24日，在北海海域示威近一周的日本舰队载着日方调查代表悄然离去，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终于得以消解。

余音难了

由于日本调查人员并未在北海取得想要的证据，不得不按照中方的意思将北海事件拿到两国外交台面上来解决。1936年12月30日，经过近3个月的外交拉锯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交换公文，宣告双方政府就此事件达成一致。

在照会中，国民政府先对日侨遇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表示了歉意，然后着重通报了善后处理事项。大意是：北海“地方情形特殊”，加上“事起仓卒”，中央政府虽做了相关部署，但仍有不足之处。当时驻扎北海的警备人员翁照垣、丘国珍、陈镇等人都已遣散或去职，就不再另外处分了。至于具体行凶之人，也按照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另外，中国政府还将给“中野顺三之遗族”发放抚恤费3万元。

这样的处理方式，从外交层面上来讲，国民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不卑不亢，以3万元的极少代价巧妙地将严重的政治事件转化成为普通的治安案件，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

然而，武装侵略中国早已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北海事件”后仅仅几个月，到1937年7月7日，他们终于找借口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