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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