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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比对确认《剩山图》，多少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此前，它作为乾隆皇帝“御批钦定”的“假画”，在故宫存放了近200年。

清乾隆十年(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人皇宫。乾隆皇帝看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这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此前乾隆得到的那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 《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打眼”了。

既然皇帝深信《子明卷》为真迹，又有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历史真相也就被暂时改变了。但乾隆还算比较谨慎，他决定花“二千金”，把《无用师卷》也留在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御识”，解释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人《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并在上面题诗。《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历时48年题诗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这样还意犹未尽，又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而《无用师卷》则因“赝品”得以保全“清白身”，除了梁诗正的“御识”外，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可谓大幸。

这幅真迹在清官里静静地躺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2月5日凌晨，才随北平故宫博物院19557箱珍品一起踏上了南迁之路。

装满故宫文物的列车一路向南，经过郑州、徐州，再转津浦线，抵达浦口火车站。到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大部分迁至上海。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用师卷》、 《子明卷》的真假是吴湖帆鉴别出来的。而笔者查阅了《吴湖帆日记》、《吴湖帆年谱》、《吴湖帆传》，均没有谈及此事，相信这只是一个讹传。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现在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 《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 《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乾隆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真伪的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图》时， 《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

此后的10余年中， 《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里，辗转运抵四川、贵州等地安放。抗战胜利后，先是集中到重庆，随即运往南京，1948年底，又被运至台湾。

从此，将它与《剩山图》分隔开来的，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