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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

1942年初,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市萧条冷清,日军宪兵队、汪伪特工机关天天四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城南闹市区邵福兴酒家的生意已不如以前,二楼临街的3号包间的客人似乎总是那四五位,他们常提前到来,打上几圈麻将,然后再品尝美味菜肴。宴席上做东付账的总是那个叫唐殿俊的男子,他衣饰得体,气度儒雅。有一天,他在楼梯口遇见熟识的日本海军报道部记者,即上前鞠躬握手,还以流利的日语与对方交谈,着实令旁边的人吃惊不小,店老板感到这位唐先生有些神秘,很有些来头。

这唐殿俊的真名叫李正文,1908年出生于山东潍县,后随家人移居东北四平,早年毕业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参加了抗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左联”。一年后,他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1934年,李正文被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5年后返回中国,被安排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搞对日情报工作。他在上海住下后,与另一女革命者陈惠英结为夫妇。

他的上司是苏联老牌情报专家尼克莱·伊万诺维奇,公开身份是苏联远东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当时日、苏已签订和约,但苏联仍对日本的战略动向甚为关注,故加强了情报工作。尼克莱常指示李正文到南京搞情报,并安排美丽能干又精明的邵晓萍当李的助手,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经费,故而李正文出手阔绰,游刃有余。

在南京,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林发展了一个名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子,在伪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军政首脑每周一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由最高顾问影佐祯昭少将主持,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3份,分呈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后来,稽每次又偷偷多打印一份交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的最新动向。

三山街上的邵福兴酒家成为李、稽两人碰头的地方,每次李正文获得情报后便交给邵晓萍,及时转移至城东百子亭10号小洋楼(那里是秘密接头点),再由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陈惠英携回上海,送交尼克莱。由于李正文夫妇和邵晓萍胆大心细、机警谨慎,从未失手过。

稽显庭的妹婿周隆庠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在汪伪高层很吃得开,与南京日军好几位将领有较深私交,所以,日本人并不怀疑他。

稽显庭私下透露一个信息,他听妹婿周隆庠说过: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好像情绪很消沉,前些日子又从浙江驻地返回南京养病。日本军政高官似乎特别给唐蟒面子,常登门探望、送礼物,日军中国派遣军事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宫适中将多次上唐蟒住所,与他品茗、聊天、下围棋。

李正文不由心中一动,便派女情报员邵晓萍先去设法接触唐蟒。邵晓萍时年27岁,已婚,丈夫陈征南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资料室工作,早几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支部的工作,情报业务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