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王室陵园乾陵来到马嵬坡的杨贵妃墓，给人的感觉是：从富丽堂煌的皇宫来到了荒郊野岭的陋室。这位悲剧美人之墓千余年来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变异，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发展旅游的需要，它已经被修整得很像一回事了，而且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虽然不能和帝后之墓相比，但作为皇帝的一个宠妃之墓，也堪称够得上标准的了。
然而一切装饰掩盖不了人们来到此地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一种苍凉之感。时值暮秋，举目所视，但见叶落草枯，联系墓中主人的悲惨结局，一种凄凄之情油然而生。苍凉之中还带着几分冤气，令人禁不住会产生许多联想。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所谓“女人祸国”的案子。最有名的自然是妲己和褒姒了，再往下排是否就数到这位杨玉环呢?
要论被骚客文人们炒作最多，流传最广的恐怕要首推这位在马嵬坡前当了冤鬼的美人了。这其中有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的，也有写实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这段写的是实情。正史有相同的记载。当时安禄山造反攻破潼关直指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兵至马嵬驿，六军停止不前。以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的护卫军举行“兵谏”，先杀杨国忠，后逼玄宗敕杨贵妃死刑。玄宗无奈，叫高力士引贵妃入佛堂，用绳缢死(见《资治通鉴》)。这一历史镜头给人的印象是：引来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是杨氏兄妹，而作为一国之君大权在握的唐玄宗却成了杨氏兄妹的“上当受骗”者。虽有所失误却是值得同情和原谅的。这种基调似乎成了千年定论，成了文人骚客们编撰李、杨浪漫故事的主旋律。这是极不公平的。
杨国忠自有其咎，暂且不去说他。杨贵妃是怎样参政乱国的?没有看到正史上有什么明确的记载。退一步说，即使她真向唐玄宗吹过枕头风出过坏点子，责任还是在皇帝身上。唐玄宗绝不是光绪，即使到了晚年腐朽了，也还是一言九鼎的。而杨贵妃更不是慈禧太后，一个受宠的妃子而已。“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只能说明她是大美人，一个女子不能因其美丑而定罪吧?还有什么?“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霄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如果这些说的都是实情，责任在谁?像杨贵妃这样的一个美人，得到了皇帝的恩宠，她自然是要百般奉承的。如果她是那种忧国忧民，时时规劝皇帝的荒淫生活者，她立刻便会失宠被抛之一旁，又有同样的张贵妃李贵妃一类顶上来，宫庭歌舞升平的日子依然照旧。如果当时的唐玄宗还像他青年时代率领“万骑军”奋起平韦后之乱的临淄王李隆基，还像做了皇帝后英明有为，开创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怎么又会沉溺于酒色之中，而“从此君王不早朝”呢?除此之外，还能列出这位宠妇的什么误国罪名吗?至于姊妹兄弟皆列土，而且有人(杨国忠)当了宰相。这是腐败政治的必然结果，不以杨氏为始，更不以杨氏为终。应当归罪于封建的专政制度和极端的皇权制度。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便产生了一个千年不变的思维定式“红颜祸国”的定式：“皇帝本来是好的，因为宠幸了一个坏女人而且重用了她的族兄，因而荒淫误国”。这是男尊女卑还加皇尊庶卑的传统意识。皇帝自己腐败乱了朝政，把责任推在女人身上。据《资治通鉴》记载：“晚年的唐玄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没有可以忧愁的事了，于是居于深宫之中，沉湎于酒色犬马，寻求欢乐，把政事全部委托于李林甫”，这才是马嵬坡悲剧的本质。以安禄山造反这件事来说，事前失察的责任全在于玄宗。身兼三个节度使的封疆大吏安禄山，拥兵自重早有反意。但此人善于伪装，对唐玄宗表面忠贞不渝，朝贡、献马等一系列的奉承活动，使这位早已严重脱离实际，不察下情的皇帝被其迷糊，对其坚信不疑，恩宠有加，百依百顺。经过一些大臣(包括杨国忠)的不断反映告状，玄宗也曾派人去观察动静。对这些钦差大臣，安禄山虽然表现得很傲慢，但却又“重视相待”，进行贿赂收买，其结果自然是回朝言好事，使得玄宗对他更加坚信不疑了。据史料记载，告安禄山状者先先后后延续了十年，但十年未能动安禄山一根毫毛。总之，曾经英明一时，为挽救李氏王朝立下过大功，继而又创造了“开元之治”辉煌的唐玄宗，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极权的长期集于一身，渐渐腐败了，全然地不了解实际情况了。在封建的集权制度下，像安禄山这样的封疆大吏，任其胡作非为，皇帝不开口，什么人也扳他不倒的，纵然一天几十张状纸飞向朝庭也等于零。直到骤然之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时，醒悟已经晚了。便只能是：“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向边陲的四川方向逃命去了。这样的责任，怎能归罪于一个宫庭中受宠的女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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