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说这些日子以来，刘书记和张专员隔三岔五就让他开着机关的吉普车去石家庄，给省委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送礼。有些是刘书记和张专员特意要送的，更多的是部门领导自己向刘、张开口来要的，都觉得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俩家伙如今进了天津卫，大天津多阔气呀，就像进了大商场，啥东西没有啊，不跟这俩小子要还跟谁去要啊！这些部门，有的是天津地委和行署的上级主管，有的是协作单位，譬如电力局，刘书记和张专员一个都得罪不起！
倪的这个说法在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档案材料中有记载。档案中保存着刘青山张子善交代的送礼清单，大到像冰箱，50年代的一个冰箱相当贵重值钱了，是美国生产制造的，只有天津的资本家用得起。小到像天津的毛线、烟酒、家具，都有。送礼的对象包括当时河北省委的最高领导，省委书记林铁，以及其下多人。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后，林铁的爱人弓彤轩，在1952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这么多这么贵重的礼品，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工资自然买不起，他们只有去贪污。从某种角度来说，刘青山和张子善最初走上贪污道路，是被逼的！刘青山一度非常痛苦，档案中有一份张子善写的交代材料，原文写道：“……有一天，刘青山拿着一瓶酒来我的屋。我们俩喝着酒，说到贪污挪用修河经费的事（那是刘青山张子善第一笔贪污挪用公款——李唯注），刘青山哭了，他对我说：‘子善，我们两个学坏了呀！’我当时心里也很不好受，我说确实是学坏了！刘青山又哭着说：‘子善啊，我们两个对不起党啊！’我说确实是对不起。我问刘青山：‘那咋办呢？’刘青山一个劲儿地喝酒，说：‘只能是继续对不起党呗。不然，我们两个又有啥办法呢……’”
刘婉香和刘青山一样也没别的办法，他只能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追加经费给倪买手表。
国民党上级接到刘婉香依旧是错别字满篇的报告，于四天后回复，让刘婉香去天津小白楼百货商场正门，面见他的直接领导，领取追加的行动经费。
与刘婉香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是个卖梨膏糖的。领导在当特务之前就是卖梨膏糖的，如同刘婉香过去是个骟匠被招募做了特务，领导过去卖梨膏糖，而后也被招募做了特务。国民党的长官看他做小买卖比较会说话，脑子要灵活一些，又是天津卫本地人，就让他做了刘婉香的领导，算是小组长一级的干部，领导着刘婉香和另外一个卖煎饼果子的特务。卖梨膏糖的领导在商场门口跟刘婉香接上了头，把国民党特批下来的三十五块大洋小心翼翼地交给刘婉香，而后咂巴着嘴，很不忿，又充满羡慕地说：“早知道，俺们都到共党那边当干部去了，比俺们当特务挣钱可容易得多了！”
卖梨膏糖的和刘婉香办完接头，而后，作为领导，最后总是要对下级作一些指示的，不作指示体现不出领导的风范来。于是卖梨膏糖的又指示刘婉香去杀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身上要裹块烂布，要不血都溅到衣服上了，不好洗，糟践了衣服。刘婉香回答说他知道了，说他早就想好到时候要弄块烂布缠在身上，不会把衣服糟践的，谢谢领导的关心。两位特务都是穷苦劳动人民出身，一身粗布衣服对他们是很金贵的，所以爱护衣服对于他们就是重大话题了。卖梨膏糖的作完指示，俩人要散。如果不是刘婉香临走时随手的一个动作，这次接头很顺利，但就因为刘婉香这出自农民本性的一个举动，致使这次接头险些酿成这两个特务的当街被捕，使整个暗杀行动险些灰飞烟灭。
刘婉香临要走时，从领导的梨膏糖挑子上掰了一块塞进嘴里，说：“闹块糖吃！”而后就嘎巴嘎巴地嚼起来。
卖梨膏糖的领导不高兴了。他很不高兴刘婉香吃他的梨膏糖。领导并不是个小气的人，几块梨膏糖也不是什么金条翡翠，但皆因这一挑子的梨膏糖是领导全家人目前的生活来源，一家人的吃喝挑费全要靠这梨膏糖卖出钱来。领导家的生活如此困难，是由于国民党在各地的派遣特务有不少都碰到了像倪科长的这种事情，行贿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弄得国民党的财政非常地紧张和困难，国民党保密局在大陆的各个工作站已经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了，只好拖欠着。在中国，历来有拖欠工资的传统，从过去拖欠特务的工资，到现在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卖梨膏糖的领导由于领不到工资，又要把特务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只好重操旧业来维持生计，所以领导看到刘婉香吃他的梨膏糖，等于是看着刘婉香把他一家老小的棒子面、劈柴、煤球、咸菜等都嘎巴嘎巴地吃下去，心里当然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