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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陪同一批中国工人前往欧洲，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对抗德国。

启程：踏上未卜的征途

当时协约国在战事中损失了大量男性人口，劳工严重短缺。1915年，中国政府即提议派遣30万名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支援，期望借此一举三得：既可省却派遣军队参战的费用，又能在战后谈判桌上赢得一定地位，同时还可以让这些工人学习到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经过磋商，法国政府首先接受了援助，英国和比利时起初未予回应，其后因为实在缺乏劳动力也接受了中国的支援。英国仿效法国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劳工旅（CLC），但由于英国本地工会强烈反对中国劳工进入英国本岛，因此这些华工被安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提供支持。

英国政府征募的劳工为前线部队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装卸货物、建造营房和机场、挖战壕和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以及修缮坦克、卡车、摩托车等军用车辆，维护火炮等武器。他们虽为受雇佣的工人，但也受军法和军纪管束。英国政府与劳工签订期限3年的合同，承诺提供免费食宿和衣物，以及3年后回乡的船票。劳工的报酬是每天1法郎，相当于1先令4便士，这个报酬仅相当于英国军队中最低级士兵的报酬的三分之一。报酬部分发给劳工本人，其余直接寄给他的家人。劳工旅还有从中国征募的翻译，他们的报酬和用餐标准比普通劳工高。

1916年5月，法国签约雇佣5万名中国劳工，首批劳工在1916年7月离开天津港，在传教士和会说汉语的法国政府官员的陪同下，3个月后抵达法国。此后，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浙江、广东的大批工人乘船从天津、威海、青岛、上海和香港出发前往欧洲。大多数劳工是文盲，他们期望能从欧洲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带回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投入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也没有意识到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3个月航行多么艰险。

英国政府于1916年秋季开始征募中国劳工，1917年1月18日，首批1088名中国劳工乘运输船从山东威海港出发，原计划是走最快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不料1917年2月17日突生变故，一艘法国运输船“阿索斯”号（Athos）在地中海里距马耳他200海里处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艘船满载着中国劳工，人命损失极其巨大——543名中国劳工死亡。英国政府得此消息，急令正前往地中海的劳工船调头，转而穿越太平洋，绕道加拿大前往大西洋。

至1917年底，英国征募了54000名中国劳工，到1918年11月停火时，增加到96000名。法国征募了4万名中国劳工，其中1万名转调到美国。一战停火半年后，中国劳工旅仍保留有8万名工人，继续担负清理战场的任务，诸如填埋炮弹坑、挖掘未爆炸的炮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中国劳工旅是协约国雇佣的数量最庞大的外国工人群体，超过了印度、南非、埃及和西印度群岛的劳工数量。战争期间，中国劳工住在从前线至后方广阔地区的封闭营房里。在布伦（Boulogne）、加来（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irk）等法国城市遍布这样的营房。劳工旅的司令部设置在皮卡第地区（Picardy）的滨海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而就在100公里之外的索姆河（Somme），于1916年7月至11月间爆发过一战期间最惨烈的战役，伤亡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

传教：抚慰垂死之人

滨海努瓦耶尔为中国劳工修建了一所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医院，设施齐全，由会说中文的英国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是从中国招回的传教士医生。这所医院还设有精神病区，收治因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压力而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医院旁边，还有一处临时拘留所。

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可以吃到中国食物。中国劳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区，不能和士兵、当地工人乃至平民交往。他们被告知不能使用英国士兵的洗手间，据说是因为中国人中流行沙眼病。走出营房时，他们必须身穿制服，头戴制式帽，以便和平民区分。他们每个月最多可以写两封信，按战时规矩，这些信件在法国和中国两头要经过军方检查。

这些华工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亲友、置身于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身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承受着疾病、负伤、狂轰滥炸带来的巨大压力，起初他们很少休息和娱乐，由此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赌博泛滥。华工之间有时因赌博引发冲突，甚至发生命案。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进驻劳工旅，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工作。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招募了40位传教士志愿者，这些传教士深入劳工中间和他们交朋友，抚慰心灵，也传播福音。对于工人们而言，唱诗和听汉语布道可以打发枯燥的营房生活，因此颇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