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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赵俊亭只有二十七岁，在这种形势下发挥了潜藏的睿智和魄力，在第二天听了三伙人的汇报，最后决定，对策只能是找主管此案的南岗署署长崔××登门求告，再见机行事。事发后的第三天早晨六点钟，只让车夫赶车陪同去见警长，随身只带了一个手包和衣料盒，盒中装了两块上等衣料，一套男料一套女料。警长家离警署不远，上班前行人稀少，正是送礼的好时机。按响了临街一栋小二楼的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女士，趾高气扬地问：“找谁？”王氏赶紧登上台阶礼貌地问：“您是崔夫人吧?我想见一下署长，请给通报一声。”随手递上礼品。夫人一看马上脸现笑容，道了一声：“屋里请。”崔署长正准备用饭，已经猜到了来意，直截了当地说：“你是王夫人吧?这个案子才转下来，很棘手，是皇军宪兵司令部交办的，我研究了一下案情，不单纯是汽水误事，里边恐怕是株式会社告了状。这样吧，你回去，留下电话听信儿。“王氏忙从包中拿出二百绵羊票递过去：“请笑纳买烟抽吧，这两天能安排我看看他吗?”“听信儿吧。”崔夫人送出门，母亲又赔笑求道：“您多美言几句。”崔夫人很有热度地说：“我会的，你放心。”车停在拐角处，车夫远远看见东家出来紧跑两步：“可吓死我了，我扶您上车。”

入狱四天，来电话告诉可以去探监，这次是去监狱。一个女人拉着经理壮壮胆，虽说胆大敢闯，毕竟没见过世面，尤其在那个殖民时代，涉及到官司有理没理也得扒层皮。她在道里的华丰楼打点一个食盒，装上掌柜平时爱吃的食物，十点钟来到头道街监狱，按警长电话告诉的找到接洽人，在地下室见到了虽然才四天没见的老掌柜，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躺在墙角蜷缩着，水泥地上只有一块破麻片，天气已经开始结冰。看守推醒他：“家里来人看你了。”王氏麻溜掏出五块大洋，塞到狱警的手里：“买壶酒喝，谢谢你的照看。”高经理扶起东家：“受苦了。”东家抬头看着太太，有气没力地说：“俊亭，你怎么来了，让他们来就行了。”妈搂着爸的头哭了：“得罪谁了，遭这么大的罪。”爸气愤地说：“得罪谁，除了狗日的鬼子，谁还有这么大的权势。”“能吃点什么吗?”“不行，舌头都肿了，把东西给看守吧。”“听崔署长说拿两千大洋可以先保释出去？”“不行，告诉你，一分钱都不行，咱一不犯法，二不贩毒，凭什么拿两千!”“到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犟!”“不行，你们真要拿钱我就不出去了。”妈气得在心里嘀咕，这山东棒子又犯犟眼子了，没办法，再疏通看看，这两天只能求狱卒宽容点。回到家，马上去警察署，找到崔署长，先谢了允许探看的恩情，又表明了掌柜的态度。崔署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不好办，两千大洋不是警署的意思，昨天和上边汇报说用刑也不招供，不认罪，后来日本人回信说罚两千大洋放了吧。这咋办?!”接着说：“王太太，你先回吧，我再想想办法。”

三天后监狱直接把电话打到家里，告知病重可以把人接回家去，马上派车去了四个人，在监狱黢黑的地下监舍中只有极微弱的光从小圆窗透入。因为去过一次，妈妈在前面领路，却绊了一跤，差点摔倒，低头仔细看是一个人，一个半死的人，是父亲。鼻孔和嘴角淌着血，看来是用过刑，已经不能说话。几个人用破麻片兜抬着抱上车，妈妈抱着他急忙回家。

十

怒恨伤寒病

含泪托孤去

家里乱成一团，太太告诉周妈快准备热水，找出棉花亲自洗伤。头面鼻孔尤其是嘴里舌头都肿得胀满了口腔，用镊子棉花一点一点洇水洗净，告诉高经理打电话请协和医院、德俄医院的院长赶紧来，就说东家病重。两位院长一位中国人，一位俄国人，都是父亲的好朋友，下午两点带着护士和药品匆匆赶到，看到老朋友躺在床上已经脱形了，眼睛也湿润了，连忙做了全身检查，最后的结论是病情十分严重，用药物维持也只是三五天，回天乏术了。致病原因结论，一是狱中受过刑，而且是重刑；二是金相这山东脾气害了自己，气性太大，怒火攻心；三是天气已经冷了，狱中潮湿寒冷侵入肌体，诱发伤寒。两位院长留下一个护士和必备的药品告诉太太：“嫂子，准备后事吧，不要住院，就在家好好看护吧。我们回去了。”

后半夜，大家休息，只有母亲和周妈在床前守护着，摸摸额头高烧有点退了。扒开嘴喂水时，舌头小了点，但口腔都烂了，照回来时稍有点精神，还是说不出话。天亮时护士给打针、喂药，看样子吸气少、出气多，已经在逐渐地消耗着生命，到下午六时就不行了。家人谁也不敢离开，守护在他的周围。父亲在拼最后的能力，维持着残存的意识，用无力的手拽住母亲的手，口中咿呀着有满腹的话想说，但说不出，强打精神睁开眼睛，看着我们五个孩子，大的十一岁，小的才一岁多，整齐地站在他身边，看出来他是想摸摸我们，几次都举不起手。真不想走啊，抬眼瞄着母亲，眼角淌下了两滴浑浊的泪水。母亲拉紧了他的手，知道他的心里惦记着孩子，说：“他爹，你放心吧，我头拱地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你放心，他们永远不会改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