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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领的经历曾经吸引了多少对他职业感兴趣的人。有一名90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生，双休日及假期常跟随老张学习怎么反扒，这名学生回到学校后，写了篇论文《新形势下扒窃拎包案件的特征分析与打击技巧--基于对张惠领工作法的实践与研究》获第七届全国公安院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学生把论文的奖状原件寄给了张惠领，张惠领得意地笑了笑，“这真是个意外”。

拍出民警的真实生活

2011年，一部根据北京普通民警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社区民警故事》公映，原型是西城区的一名社区民警。看了这部电影，海淀公安分局宣传处认为张惠领的故事更加鲜活，不拍都糟蹋了。

拍戏的事很快就在海淀分局内部定下来，为了把张惠领的故事写得真实，分局政治处副主任代雁亲自操刀写剧本。2012年春节，代雁在花费3个月写出了2万字的剧本，又修改了6遍才形成初稿。面对成百上千的档案记录，代雁也犯愁，他怕这些素材都流于形式。“不能夸大，要还原民警的生活。”

哪些是民警的真实生活呢？反扒民警也会有恐惧，特别是面对死亡的危险时。张惠领身患哮喘病，一次连续加班发病，随身药物也无法控制，瘫倒在派出所的走廊里。“张惠领说他当时真怕了，怕再也起不来了，拼命爬到值班民警办公室砸门求救。我把这个情节写入了剧本。”代雁说。

代雁最初的想法是让张惠领担任剧中的主角，但这一想法最终被上级部门否定，原因是便衣警察不便公开透露自己的身份；再者，电影本身是本艺术，对人物的刻画不可避免有加工的痕迹。如果张惠领在电影中办案的一套跟现实中有出入，岂不是弄虚作假？

剧本写好后，接下来是找合适的导演。那时，导演高群书想拍一批反映社会小人物故事的电影。看过剧本后，高群书觉得，张惠领这人有意思。“他抽了三十年烟，戒了五年，最后居然戒出了哮喘，不能闻烟味。他要带领很多便衣保安，有时着急就会骂人，但这不影响他是个劳模，抓起贼来本事一流，毫不含糊。”两天后，高群书答复要执导该片。

尽管高群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擅长警匪类电视剧的导演，但这部电影跟惊险、神奇、探案、飙车、爆破、武打等惯常警匪题材没什么关系。这部片子跟主旋律英模片也没什么关系，尽管现实中的张惠领警官已经荣膺一大堆荣誉称号。高群书的想法是用业余的演员、专业的摄影，记录下北京这座城市在这个时代里的声音和质感、面孔与表情，一个《杜拉拉升职记》光鲜背景之外的一个北京，一个拥挤逼仄，活生生、油腻腻、冷冰冰又热烘烘的市井烟火气的北京。

观众们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卖点就是真实感。民警张惠领的反扒经历是素材上的真实，而微博“大V”们在电影中的角色台词也是鲜活的。比如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饰演的碰瓷团伙司机的吐槽：“中华民族不差我一个人缺德！”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票爷饰演的碰瓷女在审讯室中，既好笑又心酸一席话：“我是北京人，所以我从来不碰北京人，碰的都是外地的并且开好车的。你是北京警察，我是下岗女工，我没去当小姐就不错了，我告诉你我是有原则的。”这句话中暗含的地域性歧视、底层人的无奈，多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声。

警察是社会黏合剂

在张惠领的办公室内，我们是边看电影边聊的。尽管这是部真实的纪录片，他对着画面还是能挑出电影内外的不同。比如，电影中镜头一个接着一个，蹲点、抓人、审讯、结案、蹲点……反映的是案子一个接着一个。但现实中，一个案子从查办到最后结案要一两年，往往是一段时间再查办不同案子。

电影中抓一次小偷要动员很多民警，张惠领告诉记者，大多数情况是一群辅警跟着他抓小偷，辅警队伍是一支由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和管理的队伍，但没有独立的执法权。“你写报道的时候一定得记上，抓人的不都是警察，另一部分是辅警。”张惠领叮嘱《方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