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智商很高，永远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读名校，中学里一直是学生会主席，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统统包揽第一名。那时的他尚还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有时候觉得心机太重，很累。”
直到高中，学校里多了从外面考进来的“平凡人”。他们有时会拿很多蔡康永以前未曾接触过的书、地下杂志给他看，他恍然大悟：原来除了看到的，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而自己的优渥安逸和别人的苦难是并行的。
他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不断在校内杂志写大量反叛文章，学校忍无可忍要将他开除，后来勉强记了两个处分。“我知道权力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有怎样的好处，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我突然就厌倦了，决定退出。因为发现一直乐在其中的那个游戏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人的。”
蔡康永开始做出他人生第一个不寻常的规划：请父亲的好友、香港大导演胡金铨为他写推荐信，一路闯关去了世界三大电影学院之一的UCLA做电影研究所的学生。
这次出走，实在是让父亲为难的事。向来骄傲的蔡天铎每每在外与人讲起儿子在美国学什么时，都有点含糊其辞。寒暄中他先是会骄傲地表示，“儿子在UCLA念书。”但接着来人便问，“学什么？”老父亲顿时词穷：“电……”，“电脑啊？电机？”，“电、电影……”，这往往是用只有蔡天铎自己才听得清的声音说出来。
LA，洛杉矶，好莱坞所在的城市，电影梦子民的帝都。
“本来去LA，是为了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电视制作研究所，是去学拍电影、学做节目。但在这样的学生生活里，常常就不由自主地进入流浪状态，感觉到流浪的解放。”
蔡康永在那里遇见跟他很不一样的人，“我有时被轻视，有时被重视；有时被耍，有时耍人；有时狡猾，有时天真。我知道有些人的流浪不快乐，有些人的流浪是不得已。我的人生里，当然也有些小规模的流浪是不得已、不快乐的，但是在LA的这几年我很自在。”
学成归国，蔡康永怀抱着“拯救国片”的巨大理想，一心投身电影业。看看履历：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做过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比如《联合报》；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写过一个不大像剧本的剧本《阿婴》，一部诗意的鬼片，最后由王祖贤来演。
他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接，却在行进的途中不断思考。“我离开了，因为最后发现导演会拍什么样的片子和编剧没有丝毫关系。看到李安《色戒》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遗憾，当时为什么不坚持一下。但我不是一个这么有耐心的人，为一件事等待十年，我会犹豫。”
而他学习过的关于电影的那些事情，没有浪费过，它们存在于他的每一份工作里，包括主持。
之后他继续在各种行业中游离，找寻最舒适妥帖的自我。终于得人推荐从电影人的身份彻底抽离，进入了电视主持界：《两代电力公司》，请叛逆期的青少年和父母辈一起到现场来谈辛辣话题，两边的价值观有巨大落差，引发好看的争论；《真情指数》，政界高官、商业名流、文化名人、艺术大家都是他的座上客，“以前会很好奇，究竟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做了真情指数之后变得比较放心一点，”他笑言，“原来行政大长官也会担心小孩有没有学好；有几百栋房子的生意人也会烦恼晚餐的菜色……我突然惊觉，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
2004年，他碰上了当时已经过气的女星小S，两人共同主持搞笑综艺访谈节目《康熙来了》，当年即以无厘头的风格获得巨大成功，双双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女主持人，一红就是8年。
渐渐，这个读书人又开始筹划逃离。他不止一次告诫所有人，电视是一看即忘的娱乐方式，别试图从里面吸收养分。他也不止一次地讲一个故事，“如果有只鸟唱了一段生命里最好听的歌，可当时没有人听见，然后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
对蔡康永而言，答案当然是有的，生命里很多有趣的事情，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存在。“等到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保留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这个不安分的人，已经打算做一些别的事情，“第一是甩开蔡康永的身份，第二不要因为蔡康永三个字就愿意看我拍的东西或者写的东西。如果转换成功，我觉得那是重新换得的自由。”
路过蔡康永，请记住，他是野生的植物，不是精美的盆栽。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等待着的人群，你无法想象蔡康永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费力穿过从A、B、C一直到J、K的排序区域满当当的庞大队伍，而那时距离蔡康永接下来的签售还有1个小时。这上万人组成的队伍，有序而得体，安静而热络地紧贴着站立，手上捏着他的新书，面上皆是兴奋期待。
他叫蔡康永，他仔细在自己书的扉页上签上康永，“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新鲜，我会在名字旁边画上笑脸，到后面就只剩下康永，几个小时之后，我开始不耐烦起来，就偷懒签下一个永字，到最后，我一看，啊，快结束了，又有了画笑脸的好心情。”我站在远处看他签完名，然后把自己的左手递出去，看着他不禁微笑，“我的右手签十个小时的名字，也只是酸痛而已，我的左手才是真的会痛，有的人等待太久，一激动，就拉着手猛摇，或者握得很紧，生怕我会跑掉。所以，左手痛过右手。”不过，所有签售上他还是都会递上自己的左手，实在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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