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伙民族败类为了控制舆论，加紧了对新闻界爱国人士的压制与暗杀活动。1940年7月1日，汪精卫亲自下达了对83名爱国人士的"通缉令"。在这83人中，明显地与新闻工作有关的人士约占38％，其中包括《申报》系统11人，《新闻报》系统7人，《大美晚报》系统2人（不包括已被暗杀的朱惺公），《正言报》系统3人，《华美晚报》系统和《中美日报》系统3人，大中通讯社1人，以及其他新闻界人士6人。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汪伪政府成立典礼汪精卫的"通缉令"说这些爱国新闻人士"皆穷凶极恶，罪状显著，着军警机关一体通缉，依法惩治……"不久，这些"榜"上有名的人便一个个倒下，一时间上海滩枪声不断，血案累累。
首先遇害的是《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他在抗战前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当过情报司长，去职后一度任职于保险公司，随后参加上海美商《大美晚报》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租界主持报政，坚持民族立场，斥责日伪丑行。在1940年前后，他已多次接到敌伪的恐吓信，报馆特地为他配备了一名保镖，还给他一辆自己驾驶的汽车。自1940年7月1日他被汪伪政府"通缉"后，就从家中搬到报馆。这样度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以为没什么事了。7月19日下午张似旭驱车到离"新世界"不远的咖啡馆休息，跟踪他多日的日伪特务一拥而上，围着他一阵乱枪。张立即死于弹雨中。当租界巡捕赶来时，虽明知是日伪特务行凶，也无可奈何。
1940年7月21日，距张似旭被暗杀只有两天，日伪特务又施毒手。那天下午，夕阳西下，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乘坐黄包车回家，车抵法租界离家不远的地方，埋伏已久的特务对准他乱枪齐发，把邵打死。邵虚白为人谨厚，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在汪伪政府的"通缉令"上本没有名字，因近来言谈中对汪伪有所指责，故也死于非命。
1940年7月底、8月初，《新闻报》的本市新闻编辑倪澜深又在深夜遭日伪特务绑架。倪为人胆小，从未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什么政事都不过问。当得知"通缉令"上有他的名字时，他仍不以为意，认为那可能是认错了人，照常每天乘黄包车上下班。他被抓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后，虽然没有被枪杀，但受尽折磨，后被释放，终因惊悸过甚，不久便死去。
《新闻报》名记者顾执中因汪伪"通缉令"上有名，故避居报馆不出。1940年8月17日，因父亲与儿子先后染病在家，遂冒险回家探望。事毕回报馆途中，走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时，被埋伏在那里的日伪特务击中颈部，他立即跑步向北，用波浪式的跑法向蒲石路脱逃。特务们虽又连放数枪，都未击中。顾执中被逼离开上海，避往大后方。
紧接着，《大美晚报》的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又在马路上遭敌伪特务枪击，身中三枪，伤及要害，不治而亡。
1941年2月3日，《申报》记者兼任国民党中宣部驻沪新闻界的特派联络员金华亭被日伪暗杀。1941年4月1日傍晚，日伪特务又窜到上海成都路附近的大中通讯社，从窗外扔******，把正在工作的编辑秦钟焕炸伤，秦因伤重不治身死。
……
日伪制造的这一桩桩暗杀新闻界爱国人士的血案，虽一时钳制了舆论，但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更大的义愤和仇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用手枪和刺刀维持的政权，总是不能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