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7日晚，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上的金都大戏院里坐满了观众。这里正在放映国泰影片公司的最新叫座古装哀艳凄情片《龙凤花烛》。这部片子相当吸引人，连票都难买到。上海市工务局工务管理处的科长龚复柳正在逛街，忽遇老友金安平夫妇。三人一起到金都戏院想补票进去看电影，与检票稽查吵了起来。正好宪兵中尉李豫泰带着两名宪兵路过这里。因为李豫泰与稽查很熟，便过来劝解。李豫泰明显地偏护稽查，推推搡搡想把龚复柳赶走。龚复柳愤慨却又不敢发作，只得叫道：“喂，请你不要动手动脚哦！我们都是公职人员，请你让我把话说明白好哦！”
新成分局的警员卢运亨正好见到此景，便上前调解。不想李豫泰自恃是宪兵军官，出口就骂，伸手就打了卢运亨两嘴巴。卢运亨怒不可遏地还了一脚。顿时三个宪兵一拥而上，一直把卢运亨打趴在地，随后又把他拽着胳膊拖上二楼一房间。卢运亨被打得昏死过去。值勤警长郑宽远远地目睹了李豫泰等人打卢运亨的场面，却又不敢上前干涉，因为他对近一年来宪兵欺压警察的事感到害怕。面对宪兵的这次暴行，他愤恨不已，立即转身回到新成分局，搬来了20多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警察。这些警察多是卢运亨在警察训练所第七期的同学，闻讯立即赶往金都戏院。随后黄浦、老闸等警察分局的警察闻讯也纷纷自发赶来，有人还暗带了枪械。
二三十名先期赶到金都戏院的警察把李豫泰等三个宪兵逼进三楼的一间小屋。愤怒的警察派了几个人救护受伤的卢运亨，其余人轮番撞击藏着宪兵的那间小屋的木门。警察受宪兵欺侮的事已不止发生十余起，而结果都是警察吃亏。今天新成分局的这些警察都恨不能把宪兵拖出来剥皮。躲在小屋里的李豫泰命两个宪兵抵住屋门，自己在窗口等待援兵。刚才在把卢运亨打倒后，这个宪兵中尉已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打电话给康定路宪兵队队部称警察干涉公务，殴打宪兵，请求支援；随后又要通了新成分局警察局局长卓清宝，要他管管部下。
听到李豫泰的求救报告后，宪兵23团8连上尉连长王廷鉴和9连上尉连长任亚夫率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宪兵驰援金都。李豫泰一见王廷鉴带宪兵赶来封锁了四方路口，对包围金都戏院的警察实行了反包围，遂朝天开了两枪，时间是1947年7月27日夜11点40分，警察一听枪响纷纷向外逃。正好两辆民用卡车运蔬菜经过门口，10多个警察拦下车子爬了上去，想冲出包围。然而一个宪兵一刺刀便戳坏了卡车车胎，车子停在路中央。警察李光正刚从车上跳下，迎面就遇到宪兵刺来的枪刺，他一闪身躲过了枪刺，不料另一个宪兵枪口喷出的子弹正击中他的脑袋，李光正当时直挺挺他栽倒。这一枪响正是28日凌晨零时11分，揭开了金都血案的血幕，警、宪枪战立即展开。登时枪声响成一片，金都大戏院门口横陈下一片尸体。
在中共警察系统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市交通警察于28日上午开始了罢岗，上海交通顿时陷入混乱。第二天，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善委会”已开始编辑出版《伸雪报》公布血案真相，同时200多名警察代表分赴南京、上海的有关部门请愿。蒋介石电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尚有少数警员意图扩大事态……妥为制止为要。”蒋介石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金都大戏院在28日四次遭到骚扰，均为便衣警察所为。大戏院横遭浩劫，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惊呼：“宪警交恶，金都何罪？”血案发生时，裕生烛号遭两发子弹袭击；蔡文济西服号玻璃击碎五块。被迫停业三天；更为惊人的是年仅17岁的无辜菜农郭富民被子弹误伤，死于枪战！宪、警交恶，百姓何罪？
内政部警察总署派遣专员王哲到上海调查、调解这次宪、警争斗。他没想到自己调解此事时的许诺：“8月1日我要亲自到中央殡仪馆公祭罹难同志，慰问死者家属”，成了警察们游行示威的合法借口。殡仪馆躺着7名死去的警士与4个死于非命的市民；还有4名受伤的警士和2个受伤的市民在里呻吟。借王哲的许诺，460多名警察分乘15辆卡车前往殡仪馆，途经宪兵23团团部时，绕行三周，怒吼着“杀人偿命！”“死者的血，生者的力，团结就是力量！”
三个多月后，国民党国防部、行政院等分别对金都血案的处置作出裁决，明显偏袒宪兵。宪兵中除一人被判死刑外，只有部分杀人宪兵被分别判刑；而警察中所谓“肇事者”即被地方法院审判。在这场宪、警争斗中，宪兵终因其有强硬的后台而依然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