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守所提审室那张特制的木圈椅里，矮胖的阿贱笔直地坐着，双手握紧放在面前的横挡板上，紧张而迷惑。听说我是中级法院给他指定的律师，他才放松了些，僵硬的身子往后靠了靠。
眯着眼睛看了我许久，他终于忍不住了，说，你叫法官马上枪毙我，活着真累。
一个吃软饭的男人怎么会杀人，而且一死一重伤？巴掌村九百一十五人有九百人在请求法院网开一面的血书上签名，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甚至是打飞的回来的。为一个把自己的女人黄花送去当小姐的男人，值吗？是有什么隐情？我双手抱在胸前，盯着他看，不说话。
他的眼睛开始躲闪，眼珠混浊而发黄像死鱼泡儿，布满了深深的绝望。慢慢地，他目光散乱了，终于那鱼泡嘭地一声破了，将头埋下，状如麻将牌的七筒。
抬起头来，像个男人，我大声说。
他浑身一抖，抬头，神情紧张，两手捏成了拳头，额头开始冒汗。我有些失望，哪是凶悍残忍的杀人犯，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提押窗口的警察还说，他进看守所的时候尿裤子了。
说，你人都敢杀，为什么还尿裤子？羞辱也是一种策略，与罪犯较量，最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制服他，恰如一头野牛你得给它穿鼻眼。
被墙上的标语吓着了，他说。
这个问题警察肯定没有问过，他愣了一下，回答却是条件反射地，没有任何考虑。因为难为情，他蜡黄的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羞涩，犹如夏天傍晚他老家屋后竹林里残留的那抹炊烟。
标语，说的是看守所内院墙上的十五个簸箕大的黑体字。这些汉字像被施了魔咒，散发着摄人心魄的煞气。我概括为一棒两耳光，杀威于无形。进去了出来的犯人却说是退神光。
沉重的铁门哐啷啷缓慢地掰开，荷枪实弹的武警在高高的院墙上巡逻，迎面三个字，你是谁？这犹如当头一棒，明白身份，你是犯人！左边墙上是，来这里干什么？仿佛迎面一耳光，端正态度，接受审判！还没有回过神，又会看到右边墙上的字，这是什么地方？宛如又一耳光，弄清处境，这是看守所！
你是木匠？想想也许明年秋天就是他的周年祭日，我没有匆匆结束询问。我得找点辩护的理由，否则坐在辩护席上，一句话不说，那也太尴尬，有损我铁嘴的声誉。再者死刑案件是透析社会道德的独特视角，是检测人性的PH纸，就像树叶，绝对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嗯。他木木地点了点头，脸上挂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律师大费周章却老问与杀人无关的问题？
跟谁学的？我有意让他心存悬念，说。
我父亲，金木匠。说完，他又张开嘴，有些沉不住气了，还想说什么。
哦，门内师，手艺一定不错。我不给他机会，故意站起来，把脸调到一边，说。
什么不错，要是不学木匠，就不会有今天。他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地说，接着似乎又觉得不妥，他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
激动，说明我触到了他的软肋。我呵呵一笑，鄙视地看着他，说，蚊子不怪怪蛆。
他找我要了一支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用力地吐出。烟雾还没有散尽，他说，你不信？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似笑非笑地逼视着他。
他掐了掐烟头，丢在地上，吃力地伸出脚尖去踩灭了，脚镣发出了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然后，他抬起头说，从哪儿说起呢？
从哪儿说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说实话，不能够隐瞒，哪怕涉及到你妈偷人的隐私，也要告诉我，我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找出理由给你辩护。
他迟疑了一阵，幽幽地说，看来父亲当年说得对，便宜无好货，但他肯定想不到金家两代人都会死在黄花手中……
二
怨只怨儿子丑牛不该生病。
说话之前，阿贱长长地吐了口气，有一股难闻的污浊。说完，他又找我要了一支烟，没有点火，放在鼻子下使劲儿闻了闻。
丑牛九岁，上三年级，突然高烧不退，昏迷了。黄花抓住阿贱一阵摇晃，着急地说，怎么办？火烧眉毛了，怎么办？
没有钱，进不去医院，阿贱也没有办法，暗自着急落泪。本来可以去结拜兄弟的诊所，可是上几回的药费还没有给，弟媳已经开口要上了门，嘴噘得快挂得稳夜壶了。怎么也拉不下脸再去找他。
丑牛危在旦夕。
必须救儿子，黄花硬着头皮背着丑牛去了诊所。
前几次给丑牛看病，黄花已经发觉这个医生弟弟对她有想法，偶尔擦身而过就会在她胸脯上碰碰。这回诊所只有他一个人，夜间丑牛迷糊着躺在床上输液，而她却脱光了躺在儿子旁边一张病床上。这个弟弟也善解风月，二话不说在药橱里拿了两颗伟哥就着白酒吞服了……透明的点滴已经不是药水，是她的眼泪，湿透了雪白的枕头。
两天两夜，儿子的烧退了，黄花也用身子偿还了所有医疗欠下的债。为了防止弟媳妇再上门催要，她特地要了一张收据。
回到家里，阿贱和黄花抱头痛哭。
黄花彻底失望了，好日子不见影，羞辱却摆在眼前，后悔嫁给了阿贱，只是这后悔淡淡的，一闪而过。她是个实际的人，嫁了个这样的男人，有个这样的家，她都认了，但是不能够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必须找钱。孩子还小，阿贱没出息，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她拼死一搏，这个家也许还有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