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在一个类似京城的城市，午后的茶艺馆萧条而寂寥。
我坐在窗前懒洋洋的阳光下，对座的阴影中坐着一个女人——她像是我的情人或者女友，抑或其他接近暧昧的关系。她的面庞隐居在日光背后，只有性感的声音翻越了那些窗棂构成的光柱，散漫地抚摸着我的耳朵。
她的关心是那种若有若无的问句——你看上去很疲惫，也很阴郁？
我也显得无精打采——嗯，刚从老家山里回来。
她似乎有所暗示，也有些期待地说：这么正式地……约我，有什么事吗？
我欲言又止，嗫嚅着说我想拍一部电影，想请你……帮忙。
她像是听了一个不那么好笑的笑话，莞尔云：你不会也想泡明星了吧？
我苦笑道：这回，咱们正经点，别这么轻浮，好么？
她强装肃然地问：你一个开武馆的，没事拍什么电影啊？这不明摆着居心不良吗？
我有些愠怒，喝口茶忍了下去。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四十多年的生命，仿佛顿悟而开了天眼。我隐约看见那些曾经的日子，像电影胶片那样一格一格地回放。我的胸腔发出一种不像是我的声音，低沉，但是似乎斩钉截铁，既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说给她听——
我想纪念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我们那时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最后，那一切，在成长的某个黎明，被辗为尘泥！
如今，在回望的眸中，那曾经存在过的理想和激情，像童话般虚幻而又美丽，像一轮永远无法洇干的泪痕，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气息……
1．
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
下坡的尽头，是一棵古树，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
客车沿坡冲下来，很早就开始踩刹车，发出吱呀的怪叫。甚至刹车片被摩擦出黑烟，像一个打屁虫似的连滚带爬地滑下，很臭地弥漫在山路上。但它仍旧准确地停靠在了小街头，最后停稳前一刻的晃动，把车上所有人都摇醒了。
我怀抱吉他最先下车，在路边放下吉他。同行的乡民和街头的闲散老少，都好奇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乐器打量。我从车后爬上车顶的货架，掀开网绳拎起行李跳下来，一脸迷惘地问路，然后迟疑地走向乡公所。沿街的皮匠铺、理发店和端着碗吃饭的大人小孩，都古怪地看着我这个形貌时尚的外乡人。
那是1982年的秋天，大学毕业的我，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一个名叫公母寨的乡镇。
2．
公母寨是鄂西利川县最偏远的一个土家族乡镇。
镇子被铁桶般的高山围住，一条来历不明的河流，嘻嘻哈哈地迤逦在街边。临河的房屋，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脚楼——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楼，都被几个柱子斜撑在河面的石础上。这些老屋年久失修，次第层叠的瓦顶，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仿佛一群戴着斗笠的醉汉，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感觉如果抽掉其中哪一个房子，也许整条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塌。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却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我的内心不免郁闷至极。我看见那时的我，扛着和整个乡镇完全不和谐的行李，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趾高气扬地找到了乡公所——这个画面令我惭愧至今。
乡公所在上街的一个老院子里，除了门口挂着几块木牌，注明了这是基层政府之外，基本看不出来这还是曾经的土司衙门。只有门口蹲着的两个傻大粗的石头狮子，缺胳膊断腿的满身伤痕，提示着这个院子的曾经威仪。
我进去打听，经人指点走向后院深处的党委办公室，给书记递上介绍信。书记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时宜的着装，然后低头看县人事局的介绍信。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顾左右，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要将我如何发落。
书记看完，起身很稳很重地握手，看似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小关，你可是来我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人事局早就给我们来电话了，说你是回乡的才子啊。
他回身对门外叫道：老田，那间招待室收拾出来没得？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
那个被唤作老田的老头，应声从厨房钻出来，搓着手点头哈腰地说：这就到了么？我马上去马上去。
书记略有不豫地嘀咕了一句：早就喊你弄好的，日马又喝麻了忘了吧？
老田也不言语，急忙帮我把行李拿着，走向了后院的一个木楼。我跟书记点点头答谢，就跟着老田来到了我的新家。
房间很小，隐隐有一点霉味，木楼板走着咯吱咯吱作响，就像是和一个哮喘病人在同居。屋里恰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收的干枯稻草，老田咕哝说刚换的，没有臭虫。他帮我把我带来的棉絮被单等铺好，推开那唯一的狭小的窗户说透透气。我听见了窗外的哗哗声，俯身过去，看见了那条唯一让我顿时感到亲近的无名河流。翡翠般的清波，蠕动在大小不一的卵石上，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使生活顿现温软。
老田一看就是那种近乎木讷的老实人，浑身油腻邋遢。后来知道，他是唯一的伙夫，同时还是整个乡公所的杂役，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和看守院落，等等。他面对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后生干部，依旧有着拘谨和敬畏的表情，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还有一些惶然。
他帮我收拾行李时，不小心一下子碰到了吉他的琴弦，琴声大作，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紧张不安地看着这个不明所以的响器，惶惑得有些不知所措。我那时还有着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傻逼德行，我装模作样地说：没事，这是“给它”。老田疑惑地重复一句——给它？还是不解地苦笑了。他让我先休息休息，一会儿饭好了，再来叫我。
那时的乡公所，办公室内没几个人。乡干部们几乎每天都要下乡。由于辖区在深山老林之中，面积很大，下乡的人通常一走就是几天，不是开大会，很少能见到全镇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