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亡母病，像一记鞭子抽醒了她。家里倒了撑大梁的，而米铺还得开下去，否则衣食都成虞。她挣扎起精神，从乡下雇了个伙计，自己捧了本账簿，朝南而坐，做起米铺老板娘来了。
小镇上又多添了一道风景：一个年轻的女人家，盘了一根大辫子，穿一身阴士林蓝布褂子，套两只粗布袖套。衣装虽简朴，但掩不住女人头光面滑，脸如桃花，眼神犹带几分羞涩，几分矜持，自是另有一番风情。女人站在又高又深的柜台后，收钱记账，照看着伙计装箩，量米，上秤，入袋，忙碌却有条不紊。一本黄裱纸的线装账簿须臾不离身，进货，库存，过秤，出货，一笔笔记得清清爽爽。爹爹曾经无意间说过，做生意第一要紧是账目清楚。她记下了，虽只读了三年私塾，一管毛笔却捏得笔直，大米籼米糯米糙米，小麦荞麦高粱麸皮，赤豆绿豆黄豆黑豆，端正周详，巨细无遗，一升一斗，一进一出，勉强把一爿米铺经营下来。
生意不好做，粮食是政府重点控制的物资，先要满足国家统购统销的额制。新政策是重工抑农，统购其实就是抑价强买的另一种说法。如此一来，农民没了种粮的兴头，市场就萧条，市场一萧条，小本生意就难了。好在米铺在镇上开业已久，口碑不错。爹爹在世时卖米总是加一，就是一斗米满了再加上一小勺。这个规矩她一直尊奉着。小镇上人过日子精打细算，为了这一小勺多出来的米，还是一如既往地来店里籴米。
一个女人在外抛头露面，其中难处不为外人所知。政策条令多如牛毛，生意受到掣肘不说，再是运动一个接一个，老百姓战战兢兢，不胜其扰。还有，小镇民风再淳朴，却不乏几个泼皮，仗势欺人。镇上有个叫小刁麻子的无赖，原先在隔壁南货店打杂的，因他恶习满身，好吃懒做，不为人待见，饭碗常丢，日子过得贫困慌乱。如今却得了道，做了镇政府的办事员，背后有了撑腰，便不时上门寻些岔子。说是检查工作，实为看她年轻可欺，捞便宜吃豆腐来的，跑进店堂里东戳戳西敲敲，像煞有介事。在栈房里无人处，便贼心蹿起，在她手上撸一记，腰里捏一把。见她作色抗拒，便涎了脸来拉扯：你的事当我不知道？又不是什么好货！
你做啥？她愤然。
小刁麻子瞧左右无人，手指圈了个圈，再使中指做了个交媾的手势，淫笑道：明白了吗？
她羞怒交加，又跟无赖辩不清，看到那张嬉皮笑脸的面孔，只想一头撞去。
这当口，伙计捏了根扛棒进栈房来，大喝一声：不买米就给我出去！
无赖总归心虚，小刁麻子虚头虚脑地嘟哝了几句，在两人的瞪视下，勾了头蹩出门去。
她感谢道：阿叔，亏得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人。
伙计说：一进来，我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两只眼睛贼遢兮兮的。
她心有余悸：只怕他再上门胡搞。
伙计扬了扬手中的扛棒：这种人不好对他客气，再敢来动手动脚，请他吃家什！
伙计四十来岁，身坯强壮结实，以前跟了乌篷船往米铺送过米，她从小喊他“阿叔”的，算是晓得根底的熟人。人老实，肯吃苦，店里上卸门板，扛包掮筐的力气活都一肩揽下。平时，家务杂事也能帮一把手，挑水劈柴，背了半瘫的姆妈上下楼梯。阿叔的老婆小孩还住在乡下头，三十里水路。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就宿在栈房旁用一道板壁隔开的小房间里，硬板床上薄薄一床棉花胎，床头一把茶壶，床底一把夜壶，被褥和枕头都是自家织的土布缝制，上面散发着出力干活男人浓重的汗酸味，头油味。
这股气味却使她迷恋，每次从店堂走到后面的灶间去，她都会借故绕进阿叔的房间，暗暗地深吸一口气。她总觉得男人头油味，汗酸味甚至脚臭味，简直比花露水还好闻。男人就是根大梁，家里有个手脚健全的男人，胆就壮了许多。哪怕是个雇工，也使这幢老房子里有了股人间活气。吃饭时，阿叔和母女三人同坐一张台面，不分尊卑，像煞就是一家人。她总是拣了大块的红烧肉，布到伙计的碗里：阿叔，勿啥小菜，饭要吃饱。
镇上长舌妇们看不得人过几天太平日脚，又有流言蜚语，说孤男寡女住在一个屋顶下，哪能没有猫腻？男人年富力壮，虽有家小，但鞭长莫及。她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光棍，想男人想疯了，又有前科摆在那儿。老娘是个风瘫，看不牢他们。夜里店门一关，肯定会有蹊跷。
她虽年轻，但也经历了人事世情，晓得有些事情是不好放在心上的。嘴生在人家身上，舌头如何跑马，没人管得住的。跟这些人去怄气，没的白白气煞自家。话讲回来，就算我偷男人，也不关你们半点屁事。再说透了，凡是女人，天生就要奔了那只“屌”去。总归要寻觅，攀牢一个男人的。明媒正娶的正经夫妻也好，戏文里的假凤虚凰也好，你们不屑的“相好姘头”也好，俱是一样。总不见得怕了你们的那张鸟嘴，日脚都不要过了。
她一坦然，长舌妇们倒没话可说了。这世界上的事体，一做到极致，天皇老子也拿你没办法。好比要在桌上竖立一枚鸡蛋，横不行，竖不行，啪的一声打破鸡蛋壳，就能稳稳地竖在桌上了。
小镇日子平缓，日月悠长，像门后的那条河，朝风夕雨，潮起潮落，总是缓慢而无尽地流淌。虽有政治运动，起伏波折，流言蜚语，但日脚还是一天天过去。有时她想，能有口太平饭吃，这样过下去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