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长宏和杨翠萍邀请我参加他们第二次婚礼的来信时，我高兴得彻夜不能入眠。我穿起衣服，打开箱子，从箱底找出一个珍藏十一年的纸包，剥开一层层包装纸，最后找出一把明亮的、长约八寸的匕首，坐在沙发上，对着台灯，翻来覆去地看着，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你在干啥？”爱人忽然从床上跳下地，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刀，睁大双眼，吃惊地问：“你为啥要寻短见？”
我把她扶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把她一双手按在我的胸口上，说：“你摸摸，我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怎么能想到不活了呢？”
“那你拿着刀——”她闪动着动人的双眸，疑惑不解地望着我。
我一手紧紧握着她微微发抖的双手，一手拿过那把匕首，深深望了它几眼，摇摇头，叹口气说道：“唉！这把刀是一对情人纯真爱情的见证，也是血淋淋的唯成分论的罪证。”
爱人从斗柜的暖水瓶里给我冲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把台灯的罩子往下压了压，避开强烈光线的刺激说：“是怎么回事，能讲给我听听吗？”
我呷了一口茶，忆起这把匕首的由来——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被当做有海外关系的臭老九送到中条山里双泉大队监督改造，这村子坐落在林密水清的沁河旁。虽说离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却也风景秀丽。我这个在城里待惯了的“臭老九”背着行李，手提网兜，步行了两天，才来到这个村南的圪梁上。翻过圪梁，进入河谷，就算离村不远了，我放下背包，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喘了两口气，想下河去洗洗脸，忽听到一阵“???”的锣声，由远而近。这锣声不紧不慢、有气无力地响三下，就有一个沙哑而疲劳的声音传了过来。以那几年的经验，我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我本能地回到石头旁，朝前望去，从山坳转过来小小一队人。走在前头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长着一张秀气的圆脸庞，黑黑的眉毛，圆圆的大眼。虽说正值年华，却没有丝毫如春的光彩，眼色忧郁，头吊在胸前，一件洗得发了白的卡叽布学生装，补了不少补丁，裤腿挽在膝盖上，赤着一双黑脚，一拐一拐地走着，仔细一看，脚被石子磨破了。她左手提着一面破铜锣，右手拿着一根短木棍，走一截路，用颤抖的手慢腾腾地敲三下。身后，紧跟着她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满脸的皱纹像蜘蛛网似的，身上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粗布上衣，下身穿着一件破黑棉布裤子，两只又黑又瘦的脚，在地上缓缓移动，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纸板牌子，上面写“走资派杨畔顺”。等姑娘敲完三下锣，老汉便有气无力地喊一句“我是走资派杨畔顺”。一看就知道这是游街示众。旁边还跟着一个看押走资派的人，这人三十五六岁，歪戴着鸭舌帽，眼睛上架着副墨镜，嘴上叼着根纸烟，还背着一支苏制半自动步枪，臂上挂着造反派红袖章，一手拿根树枝，一边吹着口哨，一边骂着：“她娘的，快敲锣！”“死啦！快喊，不喊老子揍死你这走资派！”看着这撕心的景象，我连忙低下头去。
“干什么的？过来。”
我以为这喊声是斥责那几个人的，没有回答。忽然，那几个戴袖章的人走了过来，拿树枝戳了戳我的脸，骂道：“王八蛋，没听见？”
“啊！什么事？”我从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故意招惹我。我心里头辣辣的，真想骂他一句管得宽。可是我还没开口，他又歪着脸，用树枝拨拉拨拉我的头发说：“喂，老子问你是不是臭老九高学书，来这儿监督改造的？”
啊！他早就知道了，难道他是双泉大队造反派头头王酸臭？我来的时候，县革委会主任、造反司令刘久赖开的介绍信，就是叫交给他。我忍住满腔怒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