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三还提供了一个情况。就在5月9日晚上，说完工程的事，两个人还闲聊了几句。蒋何为提到了东家的伙食，感慨说每天的那顿午餐太丰盛了，要是天天这样吃法儿，只怕胖成弥勒佛啰！临走时，蒋何为把刘老三送出家门，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新生产”香烟塞到他手里。
“新生产”是沈阳卷烟厂出品的东北地方名烟，1949年5月19日《东北日报》公布的烟酒价格表上，该香烟的专卖价格为十二万元东北流通币，属于高档烟。刘老三不好意思接受，蒋何为硬塞给他，说是东家给的。蒋何为自己不抽烟，但既然东家大方，不要白不要，拿来送朋友也是好的。
蒋何为家属提供的情况与刘老三的说法吻合。对于自己这次给谁干活儿、干的是什么活儿、待遇如何，蒋何为三缄其口。这个情形跟平时截然不同。据其妻胡飞儿说，以往每次接到活儿，丈夫回家吃饭时都会念叨几句，诸如东家是谁、工价多少、活儿的难易等，有时喝多了酒，还会就某个细节唠叨个没完，听得家人不胜其烦。可是这次，胡飞儿随口问起丈夫到谁家干活儿，丈夫却是不吭声。再问，就不耐烦了，说外面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少过问，做好家里的事儿就是了。如此，胡飞儿也就不好再打听了。
至于其他亲戚朋友，刑警了解下来，他们也都不知道蒋何为这几天接下了什么活儿。平时本就见面不多，大家各忙各的，这几天又不逢节日，相互之间没什么往来，就更不可能互通什么消息了。
市局资深刑警、专案组副组长纪森诺和临时配备的两个协防队员老郑、小周负责调查蒋何为临死前所说的“香子”的情况。跟蒋氏全家以及一干亲戚、朋友了解下来，被调查者都一致认为，蒋何为所说的就是他曾经的相好、日本女人香子。
四、香子出轨
香子那年四十挂零，她的身世有点儿复杂。其母陈氏系福建同安人氏，嫁给了在清朝台湾臬台衙门担任师爷的同乡罗某，婚后，陈氏便随夫赴台。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次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后由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日本随即派兵进入台湾、澎湖列岛，清廷在台湾的各级衙门被迫撤离。由于运输船只紧缺，撤回人员无法预先知晓动身日期。陈氏信佛，这天前往寺庙烧香，不意忽地传来登船通知。罗某必须护卫官府文牍随行，遂把其妻托付给同僚，自己匆匆登船。哪知受托同僚还没见到陈氏，便奉上司之命上了稍后离开的另一条海船。
陈氏就这样被撇在台湾。原以为稍后可以搭乘其他船只返回家乡，哪知，进入台湾的日本人推出一条新法令，凡是留在台岛的原中国内地人员以及岛上的土著居民，一律都转为日本国籍，称为“新国民”。今后，“新国民”可以自由进出日本本土诸地，但前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则视为“出国”，必须申领护照。就这样，陈氏成了“日本国民”。1907年，陈氏嫁给一个在台湾从事税务工作的日本男子青木。次年，青木奉调返回大阪，陈氏随其去了日本。又过了一年，夫妻俩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香子，随父姓，叫青木香子。
香子在日本待到十八歲。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因为自幼由母亲教会了流利的汉语，就被分派到“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于1906年，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连设立的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附属医院当了一名内科护士。四年后，香子嫁给了“满铁”铁路技师天宫雄三郎。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即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天宫雄三郎奉命调往哈尔滨继续从事铁路技术工作，香子随同前往，在中东铁路中央医院（1935年改为满洲铁道医院）做了一名内科护士。1936年，香子生下一个儿子，出生三十三天即夭折。1938年又生下一个女儿，不久送回大阪交由其祖母抚养。
1940年，天宫雄三郎以高级技师的身份参加对北满铁路的技术巡察时，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天宫中弹身亡，香子成了寡妇。起初两三年，曾有日本同事以及天宫以前的朋友等向其求婚，均遭拒绝后，其他求婚者便知难而退。香子原准备就这样一直过单身生活，哪知不久就遇上了蒋何为。
1943年早春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香子下班经过医院附近的马路时，发现人行道电线杆下倚坐着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人。那年头，冬天马路上经常出现“路倒”（即冻死的乞丐、烟鬼、酒鬼之类），香子是医护出身，早已见之不怪。但见那人身穿皮衣，不像寻常“路倒”，对其身份不禁好奇，就上前去看个究竟。
这个“路倒”男子正是蒋何为。那几天他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后勤部门通过伪行业公会召去，为一个新调来的军官搞室内装潢，由一名伪满职员负责监理。那职员见蒋何为活儿干得好，就请他干完这边的活儿后去他家打一口立柜。蒋何为不敢得罪这些人，只有答应。那汉奸倒也识趣，跟日本后勤军官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把每日中晚两餐伙食搞得很好，晚餐还有白酒喝。蒋何为本嗜杯中物，寻思不喝白不喝，喝了是白喝，所以每晚都大喝特喝。这天，可能是白天活儿太累，再加上喝酒过猛，蒋何为回家路上有点儿晕晕乎乎，脚下打飘，越走腿越软，眼看支撑不住，便在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边坐下，背往电线杆上一靠，头一歪，就迷糊过去了。
这是“酒仙”蒋何为生平难得的一次当街醉倒。尽管已是早春，夜间的气温还是相当低，如果不是碰到香子，蒋何为这一迷糊过去，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当时哈尔滨日本军警宪特有规定，凡是军方的办公地点均列为一级禁区，军方人员及家属的居住区域属于二级禁区，进入一级禁区须凭军方证件，进入二级禁区也需要相应的凭证，根据居住对象的不同身份，凭证也有区别：一等的是特别通行证，在二级禁区里可以畅通无阻;二等的是普通通行证，可以进入大部分区域;三等的凭徽章，只能出入自己居住的那片区域。让蒋何为干活的那个宪兵军官的级别属于三等，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枚三等级别的蓝色徽章佩戴在左胸，当然，活儿结束了是要交还的。蒋何为拿到这枚徽章后如获至宝，一戴上就不愿取下来了，一是生怕丢失，二是佩着这样一枚徽章在外面行走，寻常日伪警察、特务见之就不会找他麻烦了。
此刻，香子走近蒋何为，一眼就看见了这枚徽章。于是，香子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男子是“自己人”，至于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那就不清楚了。既然是“自己人”，香子觉得应该尽力提供帮助。她搭了搭蒋何为的脉搏，发现这人还活着，只是唤之不醒，据其浑身的酒气判断应该是喝醉了。不过，这人身材健壮，自己扶不起来。看看四下，偶有路人匆匆经过，却根本不往她这边看一眼，都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她干脆掏出一枚警察局发给日本籍医务人员的专用警哨，用力吹响。不一会儿，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巡逻警察疾驰而至，按照香子的要求把蒋何为送往她所供职的满洲铁道医院。
蒋何为其实就是醉酒而已，并无病症，到医院后输了液，睡了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不过，以当时的天气，如果任他睡在外面，肯定就会成为一具冻僵的尸体。因此，香子此举就是救了他的性命，理应被他视为救命恩人。蒋何为继承了其山東祖辈知恩图报的性格基因，在医院苏醒过来后，打听清楚是何人救了自己，随即备了一份厚礼前往致谢。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当然，如果蒋何为不是能工巧匠的话，两人的关系也不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事有凑巧，一个月后，香子调换了住所。她自丈夫死后仍居住于原北满铁路局安置员工的公寓房内，住到1943年春，铁路局方面认为她独自一人不宜居住一套公寓房，就让她搬到另一处面积较小的平房居住。平房比较陈旧，入住前需要修缮。香子就想到了蒋何为，从医院的登记册上查到了蒋何为的住址，写了一封信寄去，说明短期雇佣之意。蒋何为视香子为恩人，自无二话，一口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