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逸君等人分析下来，认为这可能是一条弄清蒋何为生前在哪里干活的线索。烟味儿重，说明干活的地方是储藏烟草的仓库，也可能是烟纸店，还有一种可能，那味儿来自送蒋何为回家的那辆马车。刑警曹正昌是个抽了二十年香烟的老烟民，便去找关二狗了解，着重询问那烟味儿的“生”、“熟”之分，听下来应该是烤过的熟烟味儿，便排除了蒋何为生前的干活地点是储藏烟草库房的可能，也不是烟纸店，因为烟纸店出售的香烟有包装，不至于有那么浓烈的味儿。剩下就是那辆马车了，如此，措施也就出来了：在全市范围内排查那辆散发着浓烈烟味儿的马车。
非载货马车是有牌照的，专案组便去市公安局交管处调取了全市马车车主的姓名地址，全组刑警、协防分头查看，要求每辆马车都必须见到。结果，全市二百一十九辆非载货马车逐一查看下来，虽然发现有七辆似有涉案嫌疑，可是一一调查后，又全部排除了。
这就奇怪了，难道之前的分析有问题？或者那辆马车是从郊区过来的？莫逸君跟老烟民曹正昌商量许久，一时难下定论。莫逸君正在考虑是否要扩大调查范围，把触角伸向郊区的时候，曹正昌却绕开马车，想到了另一个方向：关二狗闻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烟味儿，竟连这个抽了四十多年劣质烟的老烟枪也觉得呛鼻？这一点似乎有弄清楚的必要。于是，曹正昌再去找关二狗，了解下来，认为关二狗闻到的可能是雪茄的气味。
曹正昌从没抽过雪茄，便向莫逸君提出，去弄一盒来请关二狗闻闻。当时哈尔滨市面上少有雪茄出售，曹正昌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一盒陕西出产的“冲锋”雪茄。拿去给关二狗闻，老头儿说好像不是这个味儿。曹正昌干脆点燃一支。雪茄的抽法与香烟有所不同，曹正昌第一回抽，被呛得连连咳嗽。关二狗却说“这回有点儿像了”，不过，蒋何为衣服上的气味儿比这更呛，还隐约有一股异样的香味。
专案组便去向制烟技师了解，得知具有那种异香的雪茄应该是海外产品，如古巴雪茄之类。这类雪茄目前市面上没有出售，哈尔滨解放前倒是有的。不过，雪茄的保质期有限，哈尔滨解放已经三年多，如果现在民间有人抽，必定要在保温保湿的环境里妥善储存，一般人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海外邮寄。调查市民自家保存雪茄的情况有难度，刑警决定先从海外邮寄上下手，到邮局调查。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获得解放的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因国内战争的关系，进口物品需绕道苏联才能寄达。刑警向市邮电局调阅了海外邮包寄达资料，最后把目光投向一对吴姓父子。
八、水落石出
吴庆余，哈尔滨人氏，时年八十三，出身富家，清光绪年间中过举人，以捐官（即当时合法的出钱买官，但必须具备贡生资格）方式成为清廷驻英使馆二秘。任期届满后留在英国，经商有成，娶妻生子。其子吴凤鼎自幼聪颖，后入英国皇家医学院学医，获博士学位，供职于香港医院。1945年抗战胜利，吴庆余在海外度过八十岁生日后，生出叶落归根之念，遂携子、孙等全家返回哈尔滨，收回长期出租的祖业房产，修缮后作为居所。吴凤鼎辟出居所一角，在花园临街一侧破墙另置门户，设立了一家私人西医诊所。其妻张桂芬系华侨之女，毕业于护士学校，担任其助手。
吴庆余长期在国外生活，养成了喝洋酒、品咖啡、抽雪茄的习惯，回国后依旧如此。生在欧洲长在异国的其子吴凤鼎更是全盘西化，连日常伙食都是面包牛排火鸡烤鱼之类。父子俩吸惯了欧美雪茄，回到中国后哪里吸得惯国产雪茄，都是请国外亲友邮寄过来。这是专案组关注吴氏父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家有一辆牌照为00171的私家马车。在之前排查全市的私家马车时，专案组已经以区政府税务科检查税务为名，对这辆马车进行过检查，篷厢里并无烟味儿。现在专案组要查明的是，吴家是否调换过马车。
5月23日夜间，吴家雇佣的专职马车夫侯顺风在回家途中被刑警截住，带往南岗分局。原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是否调换过马车，不料侯顺风不但承认了5月13日确实调换过马车，还主动提到5月10日夜间他驾驶那辆马车把喝醉的蒋何为送回家的情节。这倒不是他饶舌，而是蒋何为醉死复活后在医院又被暗杀之事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侯顺风隐隐觉得这事儿似乎不对头，索性主动说出来。不过，侯顺风说他在那晚之前从没见过蒋何为，也没听说过这位匠人师傅。他是穷人，住在棚户区，根本不可能自己建造房子，更不可能请匠人来家干活，对于本市的瓦木工行业并无了解。在蒋何为醉死复活又被暗杀之事传进他耳朵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蒋何为连续几天在吴宅干活。他只不过是奉主人之命把醉瘫的蒋何为送回家而已。
专案组当即指派刑警将吴宅秘密控制，然后由侯顺风带路前往郊区一户人家起获了那辆带烟味儿的马车，并将这户人家的主人、自称是吴庆余表外甥的崔继浩拘捕。
5月24日凌晨三时许，专案组采取行动，搜查吴宅，逮捕吴氏父子以及吴凤鼎之妻张桂芬。搜查到后院凉亭时，发现亭子下面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建得非常隐秘，敲击亭子表面的木质地板，听不见下面有空洞的声音，撬开地板，下面是木头龙骨，龙骨往下是碎石子和泥土。至此一切正常，并无可疑之处。搜查人员原本已经准备放弃了，正好专案组长莫逸君过来瞅瞅，随手把手中的钢钎子往泥土里扎下去，这一扎，就碰到了硬物。扒开泥土一看，下面铺着青石板，石板下面是地窖。
地窖里藏着七口木箱，根据箱子上喷印的日本文字，刑警怀疑是化学武器，立刻停止搜查，请示市局后火速调来驻军部队的化学兵（我军防化部队最早源于红军时代的1932年，1939年延安抗大设化学兵科目，解放战争时期各纵队基本都有防化部队，当时称为“化学兵”，建国后改称“防化兵”）。化学兵把木箱打开，发现里面装的是化学地雷、化学手榴弹、毒烟罐和毒气溶胶发生器——均为化学武器中的轻武器。
专案组连夜对吴氏父子等被捕人员进行讯问，终于弄清了此案的前因后果。
1939年9月3日，完成学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吴凤鼎从伦敦飞抵香港。同日，因为德国没有听从英法就其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出波兰的警告，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发。吴凤鼎虽然并未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从小在英国长大，对英国的感情颇深，闻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后，非常激动，决定在医院工作之余投身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活动。稍后，“军统”香港站将其发展为特工，利用其技术特长为行动特工研制毒药。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由于吴凤鼎是中国国籍，未被关进集中营，得以继续从事药物研究，偶尔客串情报工作。其间，吴凤鼎一直领取“军统”发给的津贴和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吴凤鼎主动与“军统”脱离了关系。这于“军统”方面来说乃是求之不得，因为他们正着手进行特务复员安置，吴凤鼎的不辞而别，倒给他们省了一笔复员费。
不久，吴凤鼎随父举家迁返哈尔滨，自开诊所，以行医为业。原以为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了，哪知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病人，医患相见，均吃一惊，对方竟是吴凤鼎当初在香港干特工时的上级金干城。金干城认出吴凤鼎后，连说“意外”，脸露喜色。当日两人并未深谈，金说改日登门拜访。数日后，金干城派人送来一张便条，请吴凤鼎在“北国酒家”吃饭。吴凤鼎已经意识到不妙，又不敢不去。结果，这一去，吴凤鼎就上了贼船，虽然没有正式“归队”，但被迫答应“必要的时候，为朋友的工作提供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