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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测并非没有可能，不过须找到韦焕第的作案动机，这就需要了解韦焕第的人生经历。专案组成员张博是韦家管段派出所的民警，系留用旧警察。上海初解放时，公安系统留用了一些旧警察，后来随着新政权自己培养的警察业务不断精熟，逐步将留用人员淘汰，到1953年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不讲人情，只讲原则，落实上级指示积极迅速，所以可想而知，留下的旧警察要么以前为革命出过力，要么业务精通且向无劣迹。张博属于后一种。他年岁不算大，才三十六岁，却是一个已经干了二十年侦探活儿的老刑警，公共租界巡捕房、国民党、日伪警察局都待过，参与调查的是清一色的刑事案件。这人很聪明，言语不多，观察细致，勤于琢磨。他在唐山路派出所干的是治安警，但对应属户籍警才掌握的管段内的方方面面情况也都知晓。此刻，他便详细介绍了韦焕第的情况——

韦焕第，1918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富农家庭，幼年时家乡遭遇水灾，时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在家乡无法生存，他就跟着乡里的大人一路行乞来到沪上。从八岁到十二岁，他讨了整整四年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那天，他饿着肚子在公共租界二马路（九江路）上行乞时，一辆黄包车从身旁一闪而过，车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里扔了一件东西。韦焕第眼尖，捡出来一看，竟是一个钱包，里面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印着洋文的铜版道林纸和一页信纸大小的旧纸。韦焕第上过两年私塾，识得若干汉字，却不谙洋文。不过他认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寻思这可能是外国银行的支票；再看那旧纸上的文字，勉强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份借款契约。四年行乞生涯，使得这个十二岁的小叫花的阅历远比同龄少年丰富得多，他猜测刚才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家伙大概是个扒手，窃得了某个富人的钱包，把里面的现钞拿走后扔掉了钱包。韦焕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按照借据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韦焕第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个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姓钱名复毅，那借据是他出借给朋友的一笔五千大洋款项的凭据，而那朋友却抵赖拒还。这天，他带着这份证据去跟律师见面，那张花旗银行的支票则是支付给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不料在电车上钱包失窃，此刻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叫花竟然把钱包还给了他。钱老板大喜过望，拿来一百元钱硬要塞给韦焕第。这当儿，韦焕第显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谢，最好是给他一个饭碗。钱老板当场拍板，让他进自己经营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徒工。

不仅如此，钱老板还安排韦焕第拜全厂金工技术最好的一位“外国铜匠”王师傅为师。韦焕第脑子机灵，但动手能力有点儿差劲，学了三年满师的时候技术平平。不过，他凭着那份察言观色的本领，结识了一个一度在上海滩鼎鼎有名的朋友，那就是抗战时被称为“七十六号魔王”的吴四宝。

吴四宝早年是公共租界跑马厅的马夫，后来改行当汽车司机，最初给“丽都舞厅”的老板、青帮名人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后又转投另一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门下。吴四宝跟钱老板是南通同乡，由于钱的汽车修理厂有机床设备，所以季云卿私藏的武器一旦发生了故障，就由吴四宝拿到钱老板的修理厂修整，需要更换零部件的则用机床设备自制。枪支修好之后，由吴四宝带往郊外试枪。吴四宝每次试枪，都会叫上韦焕第。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一对忘年好友。

1939年，吴四宝带了一批弟兄投靠汉奸李士群，组建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兼“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带去加入汪伪特工的弟兄中，有一个就是韦焕第。1942年，因策划抢劫日本人的黄金，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勾结李士群毒毙。吴四宝死后，韦焕第随即离开“七十六号”，改行当了出租车司机。三年后，抗战胜利， “军统”奉命追缉汉奸。韦焕第只是吴四宝手下的一个跟班，说是行动特工，不过是替人家望望风而已。但是， “军统”还是将其列入缉拿名单。惊恐之下，韦焕第逃返苏北老家，以机修谋生，还娶了长相俏丽的老婆韩少珍。1949年1月，韦焕第接到钱老板的信函，说王师傅病逝，修理厂需要技工，希望他回沪——当然并非指望韦焕第的金工技术，而是想借“名匠王师傅弟子”的名义为工厂扬名，在竞争中增添一枚砝码；钱老板信中还说，追缉汉奸的事儿早就不了了之了，让韦焕第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