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隆汽车修理厂”是一家私营企业，倒不像“逍遥池”那样径直走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业务反倒蒸蒸日上。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汽车，使用的都是外国车。这些车使用时间长了，发生故障或零部件磨损，就得送厂维修，所以该厂的活儿多得不得了，客户常常要提前一段时间预约才能排上号。户籍警的电话打到厂里，接听电话的庶务科长彭正明大吃一惊，说别弄错了吧，老韦上午才回家，午后我受钱厂长委派还去他家看了看，当时蛮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警察当然不会跟他开玩笑，彭正明便去向董事长兼厂长钱复毅报告。钱外出了，联系不上，于是彭正明就决定直接通知韩少珍。韩少珍在“宝隆厂”食堂工作，这天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北站接丈夫，午后就上班了。可彭正明去食堂一问，食堂的大师傅却说她已经回家了。彭一怔，难道她已经知晓噩耗了？大师傅说，膳食科长知道她丈夫今天回来，就让她提前下班了。
这样，彭正明只好跑一趟了。好在路不远，而且“宝隆厂”有的是修理好后需要试车的汽车、摩托车，他是有驾照的，就开了辆摩托车直奔公平路。途中，秋雨又浙浙沥沥下了起来，彭正明没穿雨衣，顶风骑着摩托，身上弄得透湿。他寻思，这报丧的活儿本是派出所的职责范围，警察图省事叫厂里办，我何不如法炮制，让居委会通知韩少珍，也省得面对韩少珍那番哭哭啼啼的场面。打定主意，他就去了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倒是乐意干这事儿的，听彭正明如此这般一说，治保委员刘嫂立刻叫上居民组长沈大妈，两人赶到韦家门口，却吃了闭门羹——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韩少珍不在家。问了邻居，邻居说先前看到韦师母回家的，还说了几句话，她说要去菜场买菜，晚上包馄饨吃呢。
刘、沈便去了菜场，转了一圈，也没看见韩少珍。两人只得重返韦家。韦家还是锁着门，两人有点儿着急了——报丧这事，既然已经答应了，就要尽快通知本主，总不成拖到明天再说吧？这时，住在附近的黄婶过来了。四十多岁的黄婶面慈心善，六年前韦焕第折进局子后，许多人听说会被判死刑，便对韩少珍冷眼看待，有的是为“划清界限”，有的是因为迷信，担心沾上晦气一辈子倒霉。只有黄婶念着韦焕第以前经常热心帮邻居干一些诸如修电灯、修自行车一类的杂活，认为现在人家遭了难，她应当帮一把。所以，当韩少珍接到“宝隆厂”的招工通知，却为一对双胞胎子女上托儿所的接送问题发愁时，黄婶主动把这事承担下来。六年来，两个孩子一直由她接送，直到今年上了小学。
六十年前的上海街头，车辆远不如现今多，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样横冲直闯的司机也比较少见，人贩子更是基本绝迹，所以小学生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步行前往的。不过，黄婶还是继续提供帮助。那时学生学业轻松，放学早，回家的时候家长多半还没下班。黄婶担心孩子贪玩误了家庭作业，就让这对双胞胎放学后先到她家做功课，下午五点多韩少珍下班后，顺路再把孩子接回家。
可是，今天却有点儿反常。此刻已经六点了，韩少珍还没出现。再说韦焕第这当儿也该回家了，夫妻俩却都没露面。黄婶觉得纳闷，便来一探究竟。
三个女人打着雨伞站在韦家门口议论，其他的邻居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正说着，对面弄堂的胡嫂经过这里，她说大约三点半时亲眼看见韩少珍提了一篮子菜开锁进门的，两人还聊了几句。韩少珍说准备晚上包馄饨，再烧几个菜给老韦接风洗尘。这会儿她应该在家烧菜包馄饨呢，怎么门又锁上了？胡嫂这么一说，一千邻居更觉得奇怪，隐隐怀疑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当时还没有《物权法》，也没有110，发现邻家情况有异不必找派出所，况且还有居委会的治保委员在场，众人干脆破门而入。
女主人韩少珍果然在家，不过，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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