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莫庸所在粮管所的副所长老朱是一位山东籍的转业军人，他在解放上海时负了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走路有些不便；胳膊的骨头里嵌有弹片，不能用劲。老朱参军前已经在山东老家结婚，根据规定，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今年他选定9月30日离沪返乡，自然要带一些礼物，单位一天前就安排郑莫庸送老朱去北站上车。那天，郑莫庸用单位的 “黄鱼车” （沪上对脚踏三轮车的称谓）载了老朱和行李前往北站。赶到站前广场，由于人多，只好下车推着走。由于有荣誉军人证，火车站破例允许他们走边门直接去站台。
就在这个过程中，郑莫庸无意间看见韦焕第、韩少珍夫妻俩在对面站台上跟一个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套一件咖啡色夹克衫，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一个藤条箱。三人有说有笑，看样子很亲热。郑莫庸顿时想起春节前韩少珍说起过10月份韦焕第就可以回家了。由于中间隔着两条铁轨，再说他必须赶紧把老朱送上火车，否则检票口一旦打开，旅客们蜂拥而入，就抢不到行李架了，所以没来得及打招呼。待他把“黄鱼车”推到车厢门口，取下行李，无意间回头看了看对面站台，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和行李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男子还站在那里。
专案组正面临着查摸不到线索的窘境，刑警自然对那个“夹克男”产生了兴趣，问了身高、体形，认为那人的鞋码应该跟韦焕第差不多，符合凶手在“逍遥池”杀害韦焕第后穿上韦的跑鞋前往公平路杀害韩少珍的条件。再分析“夹克男”在站台上的状况，认为他应该不是专门为接刑满释放的韦焕第而去北站的，而是去站台送客或者候车，正好遇到韦焕第下车；从他们说说笑笑的情况判断，这人跟韦焕第可能并非泛泛之交。
不过，调查这个“夹克男”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火车票实名制的说法尚未问世，也别考虑什么监控录像之类。那么，刑警们应该怎样查摸呢？专案组认为，结合之前所掌握的相关情况来看，如果 “夹克男”跟凶手有关或者就是凶手，那么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对“逍遥池”相当熟悉。结合凶手的电路知识，众刑警认为这人可能参与过“逍遥池”电气设施的安装或者维修。如此，专案组终于找到了追查的切入口。
10月5日上午， “逍遥池”老板高复生接到通知让去分局接受询问。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刑警石索根、祖兴为与其谈了不到十分钟，就锁定了一个名叫任俊秋的家伙。
高复生当初创办“逍遥池”时，请了一个名叫竹内真王的日本电气专家负责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竹内在日本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上海电气界的名声却不小。早在1892年从被称为“德国的麻省理工”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气系毕业后，他就来到上海，先后供职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一些技术机构。到1930年“逍遥池”请其负责电气施工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高复生回忆，竹内的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肺结核和肝炎，但他还是很认真地主持设计工作。不过进入施工阶段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住进了医院，只得从他担任客座教授的同济大学中挑了三个学生代其进行施工监理。 “逍遥池”开张时，竹内已经病故一个多月了。高复生所说的那三个代师监理的学生中，有一个的体态特征跟“夹克男”吻合。这人就是任俊秋。
刑警问高老板： “这个任俊秋在‘逍遥池’开张后来洗过浴吗？”
高复生说：“经常来，不仅仅是洗浴，有时我们还请他过来指导维修。抗战爆发前两个月， ‘逍遥池’停业大修时也把他请来了，是他主持制订的大修方案。上海沦陷后，任俊秋有时也来洗浴，还曾带来过几个日本人，说是竹内老师的朋友。不过我们一个曾被日本宪兵队抓进去过的会计马先生说，那几个日本人里，有两个是宪兵队的军官，曾讯问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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