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隆厂”的技工把客户的汽车、摩托车修好后，都要进行试车。当时国家对试车标准没有规定， “宝隆厂”是按照行业内约定俗成的做法，先试空车，即开动引擎空转若干时间，再把车开上路行驶。1951年前，上述后一种试车是由修理技工直接进行的，谁维修谁试车。当然，试车的技工能够修理车辆，也会驾驶，却不一定有驾驶执照。反正通常就在工厂附近方圆二三平方公里范围内行驶，车前挂上由租界巡捕房（抗战后则是国民党警察局）发的试车牌照就行了，交警知道是“宝隆厂”试车，从来不刁难试车技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年多，公安局出台了新规定：所有试车人员，只要把车辆开出厂门驶上马路的，驾驶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照，否则就是无证驾驶，将据情处罚。
如此，钱老板就犯愁了。全厂有一百多个技工，总不见得都由厂方出资去让他们考驾照。即使厂方肯掏这笔钱，公安局也不肯——驾照发放是有额度的。
好在事儿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钱老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抽调十来个工人组建一个试车组，所有修复的车辆都交由该组试车。这样，厂方可以省下不少考驾照的费用，一次性发放十几本驾照，公安局那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钱复毅派庶务科长出面跟公安局一说，人家当即同意了。问题得到解决，效果也很好，不久，上海市公安局还让“宝隆厂”写了份材料作为经验在行业间推广。
“宝隆厂”的试车组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工，名叫徐五福。这人祖上是书香门第，不过到其父辈就已败落，其老爸在十六铺谋了一份水产经纪人的活儿。这份职业的收入还算不错，老徐就花钱让三个儿子读书，想靠知识出人头地，重振家族雄风。徐五福的两个哥哥都读出道了，一个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进了广慈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另一个更是了得，远涉重洋去美国攻读机械专业，被美国佬高薪留在了纽约。只有老三徐五福不争气，书读不好，勉强初中毕业，进了二战后美国救济总署在上海开的汽车司机培训班，免费学了半年，考出了一纸驾照，专为救济总署运送物资。运了两年，物资运光了，救济总署也解散了，正好“宝隆厂”招工，徐五福被录用。从此，他就在“宝隆厂”效力，那年不过二十挂零。
徐五福读书平常，动手能力却甚强，不但车开得好，而且早在救济总署车队开车时就已跟着修车工学得了一些修理技术。进了“宝隆厂”，跟在老师傅后面转悠，看也看会了。所以，也不过一年半载，他竟掌握了全面的机动车维修技术，成为厂里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前年试车组一位老师傅中风去世，厂里就把徐五福调到试车组。不但在“宝隆厂”，就是在当时沪上汽车维修行业中，这也是一种荣誉。因为试车组的技工不但要擅长开车，还要具备迅速发现故障并处理故障的能力，另外，还须掌握车、钳、刨、铣、焊、电、仪表、热处理等多般技能，甚至在紧急状况下立马就地取材，制造出某个市场上购不到的零配件，以便使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徐五福是“宝隆厂”乃至沪上该行业试车工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时其老爸已经病逝，如果老徐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儿子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那么，钱复毅与韩少珍之间的奸情怎么会被徐五福捅出来呢？这要从韦焕第出狱前半年即1955年春天的一次事故说起。当时， “宝隆厂”接受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即后来的海军东海舰队）的一桩活儿，大修一辆“水星”轿车，据说是准备用于接待不久之后访沪的苏联海军将军的。 “水星”系1935年由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开发的品牌，用于填补福特公司生产的大众化的福特产品和比较高档的林肯产品间的市场空缺。海军送来大修的这辆轿车，还是1949年解放上海时的战利品，但破损严重，不能使用，一直存放于仓库中。这次翻出来大修，技术难度很大，军方选了又选，最后决定交“宝隆厂”。 “宝隆厂”自是重视，专门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整整鼓捣了两个多月，许多零部件是专门派人去香港买的，还有些零件香港市场也没有，就只好由高级技工手工制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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