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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说当时派出所内部开会研究敌情时，有人提到过钱复毅，说应该对其进行审查，所领导也以为然，就把他的名字列入关押审查的名单送分局了，可分局却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又报送过一次，分局打电话到所里，说钱复毅这个人分局知道，以后你们就不要报上来了。

袁辉友寻思，这个钱老板应该是具有另一种身份。所谓“另一种身份”，指的是当初中共地下党为收集情报、营救同志、购买控制物资，往往需要跟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打交道。这类对象中的一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受命跟国民党潜伏特务联系，甚至参加特务组织且担任一定职务，成为“内情”人员，为我方提供情报。不过，这种具有“另一种身份”的对象，在“镇反”运动中也不是个个都能逃过这一劫。比如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国民党末任监狱长王慕曾，系“保密局”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受中共地下党感召，幡然悔悟，营救了五十多个被捕且已被“保密局”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下令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按说应该属于“重大立功行动”，但在“镇反”时同样被迫究历史罪行，予以处决（后获平反）。

袁辉友估计钱复毅可能属于这种对象，跟张博一说，张也有同感。于是，袁辉友就想了解一下，哪知电话打到社会科（当时已改称“政保”，这是沿袭以前的说法），遭到断然拒绝——这等于认可了袁辉友的猜测。这一来，张博就有顾虑了，担心以自己的留用警察身份讯问钱复毅是否欠妥。袁辉友则说： “我们只问案子不问其他，怕什么？”

两人正说着，分局门卫室来电说“宝隆厂”厂长钱复毅在门口，要求跟袁队长通电话。钱复毅在电话里说他上午去外面办事了，饭后才回厂，听了庶务科长转达的刑警留言，便让司机小孔开车一起前来分局，打电话是问一声：两人是一起进来呢，还是他先进来。袁辉友说两人一起进来吧。那时还没有讯问必须两人以上的规定，两个刑警正好一人问一个。

其实，袁辉友对钱复毅的“另一种身份”也是有顾忌的，所以他单问钱复毅两点：一、昨天下午是否去过四川中路的“宏康鞋帽店”？去干什么？二、昨天一整天的活动行踪以及证明人。

钱复毅是否有“另一种身份”，一直到“文革”期间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袁辉友才弄清楚。当时，公私合营后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钱复毅作为“三开分子” （“文革”中对国民党时期、日伪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吃得开”的角色的简称）被“群众专政”，关押于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为主体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之前也吃了些苦头刚获解脱的袁辉友被军管会派驻“清队办公室”打杂，他去的第二天，传来了钱复毅急病猝死的消息，其关押时所写的材料上交“清队办公室”，正好由袁辉友装订封存。袁辉友得以阅读了钱复毅的“自传”，终于确认自己当初对钱复毅身份的判断是准确的。钱复毅确实为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利用其跟敌伪潜伏特务的关系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不但钱复毅，就是韦焕第也曾接受钱的指令为中共秘密工作出过力——这就是钱复毅预言韦焕第“最多判七年徒刑”的底气。

这样一个角色，此刻面对着刑警的讯问，当然毫不惊慌。钱复毅神色平静地把自己昨天一天的活动向袁辉友一一作了陈述，其中包括他下午从厂里坐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途中，在四川中路看见出来溜达的韦焕第，他正准备请韦焕第回厂效力，因此决定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便邀韦焕第上车，前往“宏康”选购了一双皮鞋。钱复毅原准备把韦焕第捎到外滩逛逛，但韦焕第随车过了一条横马路就下来了，说还是先在附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