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被省委办公厅调去给一位副书记当秘书。调走前我在信访办接待大厅见到大娟的丈夫。那是我走前的最后一次接访，看到一个老实人站在墙角，胆怯得有些畏缩。走近前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帅男人，但他确实徒有一副外表，魁伟英俊的外壳里是空的。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如果不是要走了，我不会理会家乡不家乡的事，因为那个年代正是落实政策的高峰期，在信访办工作的三年半时间，家乡找我办事的人把我找怕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台前，他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明白，跟傻子差不多的上访者，但递来的上访材料却让我惊讶，那是大娟的字。
我脱口问他，这材料是谁写的？
他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大娟让我来……不、不是……
我又问，大娟是谁？
他说，大娟是媳妇、媳妇…--我的、我的……
他是替他父亲上访的。上访材料是大娟写的，她以公公的名义写的上访材料。她公公1960年以前在他们现在居住城市的百货公司当会计，因贪污问题被开除公职回乡务农，他要求对当年贪污问题重新甄别。
看着那上访材料时我心里堵得慌，无法想象面前的人竟然是大娟的丈夫。他虽然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但目光呆滞，反应迟缓，老实得又呆又傻。
我说，你把材料留下，你先回去。
听了我的话，他转身走了，像刚被松绑逃生的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厅。他走路的样子很敏捷，真像一个放下重负的逃脱者。
我决心给大娟办成这事。我和信访办主任说，当事人的儿媳是我的近亲，这关系到他们和孩子将来能不能进城的大事。主任当即决定立案，并表示找他个人在市里的关系，尽量把他们一家老小都办回城。我清楚这个结果和我给副书记当了秘书有关。
年底信访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那事结案，市里是按省里要求办的。春节时我一个人回家陪爸妈过年，我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娟一家办回城了。借她公公的光。我假装不知道，说大娟和她男人找工作也是大事。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不再过问这事，凡事适可而止，更何况也不想让大娟知道这中间我做了什么。
这时我妈才讲出大娟的婚姻。我妈每年都要回一次睡岭，看望村上的老邻居，大娟妈见到我妈虽然还尽量躲避，但不再像见了仇人那样红眼。所以大娟的事我妈一点点地都知道了。
大娟答应嫁人后，她的舅妈就把自己的叔伯侄儿介绍给她。他比大娟大十岁，因为人太老实，三十几了还说不着媳妇。大娟妈同意，说老实人就不会嫌弃大娟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大娟只有一个条件，只要男方把孩子当作自己生的就行。可是结婚不久，后悔的是大娟的妈妈。因为她听女儿说，结婚一个月女儿连夫妻生活都没有，新姑爷不懂那事。后来懂了，又不管白天晚上只认一件事，一副好身板终于派上了用场。生和甜时，大娟让他出去借辆自行车送自己到乡卫生院生产，可他出去转了一圈空手而归，不知道怎么和人家说。最后只好步行，半道她疼痛难忍，感到要生了，就又回到家中。她让他去请村上的赤脚医生，可是他到医疗站傻乎乎站在门口就是不敢进。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到家中，这时大娟生了。女儿落地后，大娟自己用牙咬断脐带。
尽管这样，大娟也没有对丈夫生气，她认命。好在她男人健壮，干什么只要教他，他有使不完的力气。每次大娟回娘家都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最初村上的人都说大娟最终还是有福，看让那傻小子给她侍候得从里到外都有精神劲儿。后来又传开大娟和村里的年轻人很乱，大娟的男人一味地顺从她，她在那方面家里外头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村里不安分的男人都愿往大娟身边凑，想方设法沾沾她的骚味儿。谁都能看出，那方面获得充分满足的年轻女人就像大娟这样安稳中透着野性。尽管这话是我妈学给我的，但还是听出一种下流。
我妈怕我知道大娟的事心乱，就一直瞒着。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大娟的婚姻不会幸福，她只是忍着。正因为有这样的想象，大娟一家进城生活使我多少感到安慰。听了我妈的讲述后我心里很复杂，特别听到那些性乱传闻，我六神无主。我知道，大娟和我一生都藕断丝连。我在意大娟的事。
我必须把和甜不去师专的事告诉大娟，但电话里说还是当面说一直拿不定主意。周五下班前给大娟打了电话，问她什么时间来省里，来了请她吃饭。我把话尽量说得平和，像邀请一位熟悉的朋友一样随意。我听到电话里的笑声。我说不是开玩笑，你可以领着你家那谁一起来。她说不可能，他不会说话，在你面前像根木头杵着，你会笑话。我说怎么会呢。大娟说就是不能去。我说我马上就想见你，想和你说说和甜的事。大娟又是她特有的爽朗，说你就做主吧。你联系好了，让孩子自己去跑。我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些话我得当面和你说。她停了一会儿，说花多少钱告诉我一声就行，我准备了。我急了，说不是这事，是和甜她自己不想回去。我听到她粗重的干咳声。她突然说，行了，我知道了。不等我说话，她便结束通话。
半小时后，和甜打来电话，说，我妈火了，让我马上回家。我说手上有事离不开，她说你离不开，我去你那儿。我安慰她，那是你妈，你怕什么？你这么大了，她总不会打你吧？来了也好，咱俩一起对付她。她求救似的叫声舅，全指你了。但你不能说我要去山里找那个男生的事，我妈听了会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