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回校，我给凌白打过几次电话，她总是说"我很好"或者"我很忙"， "就这样先吧"。我绞尽脑汁设计了许多有趣的话，想博得她开心，但这些话都没机会说出口，久久地压在我的心里，随着天气回暖发酵出了闷闷的沼气。
我们在同一个校区，可是我去教学楼，去图书馆，去食堂、去社团，去操场……都没能再见凌白，我意识到她在躲我。我想过专门到女生宿舍找她出来，可是见到她我该说什么呢?我没有主意。拖到四月，我变得心灰意冷，没有课我几乎都待在宿舍看书。蔡大头去年年末光荣加入了奥运会志愿者行列，每天活得朝气蓬勃，他极其鄙视我这种懒散的状态，便极力怂恿我报名参加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五月，我搭上了奥运会城市志愿者的尾班车，不定时外出参加岗位培训。奥组委向全社会发出微笑倡议，宣传"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我身边每个人每一天都保持着笑脸，周围一片祥和的气氛。可我始终无法受感染，反而越来越孤单。直到六月某一天，志愿者培训课间休息，我无意间看见凌白，她穿着青花蓝的制服坐在一群志愿者的最外边，目光空荡，不知落在哪里。距离我上一次看见她，中间隔了半年，可我什么也想不起，径直走向她。
她只愣了一秒，然后叫我"许朗凡"。
然后，半年以来的阴晦都消散了。
我跟凌白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短，有任何机会我都希望可以让她快乐。我们逛街，路过国家体育场焰火燃放阵地，凌白饶有趣味地说，你猜开幕那天的烟花是什么图案?我说到那天我们就知道了。她笑了笑，没答话。
七月暑假，我们心照不宣地留在了北京，像普通恋人一样，每天见面，一起吃饭，在宿舍楼下说晚安。嘉怡向我发脾气，觉得两地感情很累。我知道，同样抱怨的话她会跟凌白再说一遍。
八月八日晚上八时，我们坐在国家体育场见证烟花绽放，整个场馆沸腾如春雷震响，巨大的五彩脚印次第升落。凌白激动地抓住我的手，我握紧她，我们彼此愣了一下，久久，久久……没有松开。
看完开幕式，随着人潮走出体育场，近凌晨，宿舍早已关门。我们找到一家偏僻的私人小旅馆，很廉价那种，两张床，一盏台灯，一把吊扇，简单得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了几十年，我们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那天晚上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放松，我们躺在两张窄窄的床上仍手拉着手，一边悠悠地晃着，一边小声地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听凌白在说，她说她幼稚的童年懵懂的少年、暗恋的男生、成绩的好坏，曾经的梦想、喜欢的歌手，熟悉的街道……话题仿佛无穷无尽，一时兴起，还唱起歌，折腾到天亮才回校。